方励之：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附照片）
最近一周，好像有什么人死了，突然又有人问起，1986年底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名的一封关于“反右”的信。特别问到那封信后来是如何“被告密”的。有关那封信的历史，十多年前我就详细写了一文。现在再发表，作为回答。不过，该文不包括“被告密”，现在我也不能附加“被告密”，因为，我有承诺。
1987年夏，钱临照教授告我，不要再提“被告密”的事了，因为与他同宗的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似乎已有歉意。我当即答应了钱临照先生，保证不再谈论“那件事了”。
我之所以立即答应钱临照先生，因为钱先生有恩于我的第一件事，恰是“告密”之逆——知情不报，蒙混过关。 1960年春夏，我开始向“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投寄论文。初秋，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大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面色喜忧各半。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北大王竹溪教授和他分别担任“中国物理学报”正副主编。钱先生先是高兴地对我说：
“你的那篇论文审稿已通过，即将付排发表。”
指的是我的“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 一文。钱先生接着又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这其实是钱先生援我的一招。按我当时的政治状况（内控右派），发表论文实属违反政治原则（大小右派，皆失去发表学术论文资格）。钱先生要我用笔名，明显是帮我蒙混过关。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现在仍可查到, 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的论文的作者名字是“王允然”。那就是我的第一篇物理论文。当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到底是留英的。笔名暗指，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1968-1970），钱先生解释说，“王允然”意为“王竹溪先生说行”，再次蒙混过关。所以，我的学术生涯一启动，就得到过钱，王二先生的保护。
钱临照先生，王竹溪先生都去世多年了。但我不能改变当年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以下旧文重发，没有附加“被告密”，只增加了一张照片（图1），不属于“被告密”。
※ ※ ※ ※ ※
1986 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
图 1：1986年11月14日，在许良英家吃午饭，讨论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左起：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此照片取自许成刚（许良英先生长子，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在美国物理学会上的演讲。该年美国物理学会的沙哈洛夫奖授予许良英先生。许成刚代父领奖，并演讲，介绍许先生的生平。
在南行的旅途上，我草拟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略加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
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
历史，也就难以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
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
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
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
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
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 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2． 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 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 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 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 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 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
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
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年2月3-5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
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812楼704 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年11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分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正式授予的右派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月5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 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没“指示”，并不是好兆头。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一结束。立即赶往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
1月12日，***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
1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1月16日，***中央***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19日，***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1月25日，***《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
至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央的文件。
2010，8，7， Tucson
※ ※ ※ ※ ※
附：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 “***反社会主义的***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 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 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挡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拢，与*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着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原载华夏快递 guzheng 在 10-08-12 09:24 发布
1987年夏，钱临照教授告我，不要再提“被告密”的事了，因为与他同宗的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似乎已有歉意。我当即答应了钱临照先生，保证不再谈论“那件事了”。
我之所以立即答应钱临照先生，因为钱先生有恩于我的第一件事，恰是“告密”之逆——知情不报，蒙混过关。 1960年春夏，我开始向“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投寄论文。初秋，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大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面色喜忧各半。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北大王竹溪教授和他分别担任“中国物理学报”正副主编。钱先生先是高兴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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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这其实是钱先生援我的一招。按我当时的政治状况（内控右派），发表论文实属违反政治原则（大小右派，皆失去发表学术论文资格）。钱先生要我用笔名，明显是帮我蒙混过关。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现在仍可查到, 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的论文的作者名字是“王允然”。那就是我的第一篇物理论文。当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到底是留英的。笔名暗指，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1968-1970），钱先生解释说，“王允然”意为“王竹溪先生说行”，再次蒙混过关。所以，我的学术生涯一启动，就得到过钱，王二先生的保护。
钱临照先生，王竹溪先生都去世多年了。但我不能改变当年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以下旧文重发，没有附加“被告密”，只增加了一张照片（图1），不属于“被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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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
图 1：1986年11月14日，在许良英家吃午饭，讨论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左起：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此照片取自许成刚（许良英先生长子，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在美国物理学会上的演讲。该年美国物理学会的沙哈洛夫奖授予许良英先生。许成刚代父领奖，并演讲，介绍许先生的生平。
在南行的旅途上，我草拟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略加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
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
历史，也就难以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
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
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
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
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
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 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2． 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 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 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 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 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 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
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
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年2月3-5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
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812楼704 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年11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分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正式授予的右派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月5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 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没“指示”，并不是好兆头。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一结束。立即赶往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
1月12日，***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
1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1月16日，***中央***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19日，***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1月25日，***《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
至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央的文件。
2010，8，7，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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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 “***反社会主义的***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 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 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挡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拢，与*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着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原载华夏快递 guzheng 在 10-08-12 09:24 发布
解放军高官激论政改 民主转型预言已落空？
解放军高官激论政改 民主转型预言已落空？（图）
2010-08-10
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高级将领刘亚洲曾经表示，10年之内，中国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不可避免。这番话目前再次引起议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图片：刘亚洲 （百度百科/丁小）
最新一期上周四出版的《凤凰周刊》发表了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中将刘亚洲的文章《西部论》，凤凰网第一时间刊登了电子版并介绍为 “经他最新修改” 的旧作。文中力主中国战略西移放眼中亚、批判中国眼下流行的金钱至上主义以及推崇民主制度,而其中尤为亮眼的一句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这句话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热议，有人大力赞赏、有人不相信此言出自解放军高级将领、也有左派人士激烈批评。
***执政后担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三十多年的法学家于浩成认为作为***元老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能公开这种话既是特权也是良知，对中国现状说了真话：“ 因为他是李先念的女婿，是特权阶层一员 ，如果别人讲这话就不行了。确实有很多议论，因为他对于中国目前整个形势是说了真话，而且以他这个身份。”
本台记者周二查看时，凤凰网上的该文章已经被删除。反而找到了该网周一晚间发表的相关告读者书，称《西部论》是十年前旧作，新一期凤凰周刊刊载的文本是根据多个版本综合编辑而成，未对原作者进行过面访也未经作者审定，称其内容是一家之言，十年前许多预测性评判今天看来也不尽准确妥贴。而几天前称“经作者最后修改”一说也不提了。
究竟这一旧作是否经作者“最新修改”？里头谈及的十年预测是写于十年前还是写给十年后？如是十年前的描述，为何现今看来毫不过时？这一被各网站转载后又删除的原文留给读者更多的悬念和思考。
有意见认为刘亚洲的表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权者如何做，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说：“现在只是抽象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没有退路，这个判断他能说出来是好的，但根本问题是背后又没有实际的可操作的内容，十年后要实现民主现在要怎样做？他所缺少的是这一部分，民众也希望它能就此说清楚一点。如果本身只不过是这么一句话，那么就和其他一切空头支票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们还非常希望领导上可以表示政委讲得对，我们支持他，如果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网上刊登这个那就是真正的好消息，而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置之不理，那就又令人失望了，不是对刘亚洲失望，而是对党和领导人失望。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看。”
凤凰周刊中刘亚洲的《西部论》中还写道“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有意见认为不仅仅是刘亚洲，体制内高官中央领导人也非常清楚政治体制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只是他们选择了拖延以及隐瞒。于浩成 ：“恐怕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只怕很多人是看出来没有讲。他过去也讲过一些话，这个人我看还是有良知的，真正爱中国，甚至可以说真正爱共产党的。”
其实早从十四大开始***领导人不断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而现在，当局似乎只想民众忘掉这些美好的承诺。鲍彤说：“ 过去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的，因为我记得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说要政治体制改革了，十四大说要政治体制改革、改了什么？十五大又说、十六大又说，十七大又说了，这些话我相信比刘亚洲的话更权威。这些更权威的信号如果等于零，那刘亚洲说的这样的信号能等于什么呢？一边说要政治改革，一边把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判以重刑，像《零八宪章》，不就是判十一年么？你说这到底是鼓励大家配合领导政治改革的许诺，还是要大家忘掉领导发出关于政治改革的信号，我只能想大概是要大家忘掉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2010-08-10
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高级将领刘亚洲曾经表示，10年之内，中国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不可避免。这番话目前再次引起议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图片：刘亚洲 （百度百科/丁小）
最新一期上周四出版的《凤凰周刊》发表了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中将刘亚洲的文章《西部论》，凤凰网第一时间刊登了电子版并介绍为 “经他最新修改” 的旧作。文中力主中国战略西移放眼中亚、批判中国眼下流行的金钱至上主义以及推崇民主制度,而其中尤为亮眼的一句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这句话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热议，有人大力赞赏、有人不相信此言出自解放军高级将领、也有左派人士激烈批评。
***执政后担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三十多年的法学家于浩成认为作为***元老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能公开这种话既是特权也是良知，对中国现状说了真话：“ 因为他是李先念的女婿，是特权阶层一员 ，如果别人讲这话就不行了。确实有很多议论，因为他对于中国目前整个形势是说了真话，而且以他这个身份。”
本台记者周二查看时，凤凰网上的该文章已经被删除。反而找到了该网周一晚间发表的相关告读者书，称《西部论》是十年前旧作，新一期凤凰周刊刊载的文本是根据多个版本综合编辑而成，未对原作者进行过面访也未经作者审定，称其内容是一家之言，十年前许多预测性评判今天看来也不尽准确妥贴。而几天前称“经作者最后修改”一说也不提了。
究竟这一旧作是否经作者“最新修改”？里头谈及的十年预测是写于十年前还是写给十年后？如是十年前的描述，为何现今看来毫不过时？这一被各网站转载后又删除的原文留给读者更多的悬念和思考。
有意见认为刘亚洲的表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权者如何做，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说：“现在只是抽象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没有退路，这个判断他能说出来是好的，但根本问题是背后又没有实际的可操作的内容，十年后要实现民主现在要怎样做？他所缺少的是这一部分，民众也希望它能就此说清楚一点。如果本身只不过是这么一句话，那么就和其他一切空头支票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们还非常希望领导上可以表示政委讲得对，我们支持他，如果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网上刊登这个那就是真正的好消息，而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置之不理，那就又令人失望了，不是对刘亚洲失望，而是对党和领导人失望。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看。”
凤凰周刊中刘亚洲的《西部论》中还写道“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有意见认为不仅仅是刘亚洲，体制内高官中央领导人也非常清楚政治体制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只是他们选择了拖延以及隐瞒。于浩成 ：“恐怕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只怕很多人是看出来没有讲。他过去也讲过一些话，这个人我看还是有良知的，真正爱中国，甚至可以说真正爱共产党的。”
其实早从十四大开始***领导人不断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而现在，当局似乎只想民众忘掉这些美好的承诺。鲍彤说：“ 过去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的，因为我记得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说要政治体制改革了，十四大说要政治体制改革、改了什么？十五大又说、十六大又说，十七大又说了，这些话我相信比刘亚洲的话更权威。这些更权威的信号如果等于零，那刘亚洲说的这样的信号能等于什么呢？一边说要政治改革，一边把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判以重刑，像《零八宪章》，不就是判十一年么？你说这到底是鼓励大家配合领导政治改革的许诺，还是要大家忘掉领导发出关于政治改革的信号，我只能想大概是要大家忘掉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张洁平：中国法治大倒退再现运动式执法
重庆李庄案后，湖南爆出公捕公审大会，湖北法官冯缤身穿法袍上访，六月启动的全国严打整治行动让「运动式执法」、「公检法联合办案」死灰复燃。力抗司法逆流的学者贺卫方等认为，中国司法改革正在大倒退，政治制度中失去互相制约的机制。「三个至上」中，「党的事业」在「宪法法律」之前，不再提「司法独立」，而律师也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令中国法治陷入危机。
在冯缤身穿法袍、胸佩国徽，站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没有再次递进诉状，而是选择手举「冤」字牌，依靠「上访」来替自己的妻子维权时，这位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从零八年一直到一零年，冯缤为在孝感市中院当清洁工的妻子的劳动合同纠纷，屡次上诉不获法院受理，或者受理了对结果不满意，最终选择在湖北高院门外上访。他对媒体说：「我并不想上访，但当正常的法律程序无法维权时，唯有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坚持，身穿法袍是要「为法律信仰而战」，「我就不相信，我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官，不能以法律求得公道。」
公道与否，尚没有答案，不过，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是：冯缤不再是法官了。
七月二十六日，冯缤收到了来自孝感中院的文件，他被免除了该院助理审判员的职务，并被开除了党籍。
这个结果引起了舆论哗然。冯缤的领导觉得他偏执、不通现实，坚持上访是给孝感丢脸，是「法官的辱」；不少评论却认为，身为法官的冯缤不肯放弃法律选择「现实规则」，最终被逼走上上访之路，正是「中国法治的耻辱」。
法官冯缤上访和被免职的二零一零年，在中国走向法治之路的时间表上，理应是重要的一年：一九九七年，***中央「十五大」提出「到二零一零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目标，因此，今年被视为实现「有法可依」的「法治中国」的第一步。
然而也是在今年，许多积压已久的司法积弊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引燃了舆论争议。七月，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香港书展演讲时直言不讳：「最近，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改革过程，遭受巨大挑战。这个挑战有时候来自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如司法改革、法律变革，现在推广三个至上：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
倡司法独立被「流放」
这位享有盛誉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去年二月突然接到了北大的通知，要求前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两年，按照学院规定，这属于正常的人事调配，但远调边疆，对一位倡导「司法独立」、并以敢言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毕竟意味着言论阵地的收缩，舆论因此将北大对教授贺卫方的调配模拟作「流放」，原因则也许正是他一直以来对司法改革逆流的严厉批评。
二零零八年，王胜俊接替萧扬，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后，国家的司法政策和改革理念悄然发生变化。
国家主席胡锦涛零七年岁末在与全国政法会议代表、***官、大检察官的座谈会上提出的「三个至上」——「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零八年始被引为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最高院开始，在全国上下广泛推广学习。
「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引起一场法学界大辩论，反对派的主将就是贺卫方。
贺卫方炮轰这个几个「至上」根本逻辑存疑，不符合基本的法学素养：「三个至上谁至上？一个家里三个人发生分歧，听谁的？」「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宪法，谁大？」而根子上，这与此前萧扬任最高院院长时期提倡的「司法独立」显然背道而驰。
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当局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和不得不坚持的法治追求的一个混血，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妥协的提法。
事实证明，「三个至上」不只是「提法」那么简单。随着指导思想的推广，二零零九年，最高院院长王胜俊在视察各地法院时，进一步提出「能动司法」的概念，此后，「能动司法」成为零九年至今各地法院工作的主要方向。
王胜俊解释「能动司法」的概念时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不断增多，法院不能坐等官司上门，而要走出去「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司法权必须服务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法院队伍必须把人民法院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虑」， 「能动司法即是服务性司法，是法院服务大局的必然选择」。在「能动司法」成为法院工作主旋律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也在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法院重现。
此时的贺卫方已经在石河子支教，新疆七五事件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他连上网都困难，公开发声亦是寥寥。
在今年的香港书展演讲上，贺卫方仍然提到了所谓的「能动司法」问题。他举例说：「湖南某地法院写的总结报告说，法院不仅做包公，还要做红娘，经常下基层调研，『一头扎进某某企业』，上门揽案，说服该厂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法官们『北上黑龙江、南下海南岛』，为企业收回几百万，拯救了企业。县委书记听完说：这就是效益，这就是服务啊！要我说，这样的司法太积极了。」
除了「三个至上」、「能动司法」，近年另一饱受争议的要求是针对律师提出的。零八年八月，司法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亦随即成为对律师执业的新要求，通过律师协会大力强调。
著名律师莫少平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在经历倒退，例证正是近年来种种：此前司法改革的路径指向司法独立，现在更多提「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此前提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现在更多提发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现在强调的是司法的能动性；此前强调律师协会是自律、自治的组织，现在更多强调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当这样的司法理念在实务领域推行下，政治压倒司法的例子就屡见不鲜。山西煤老板维权案、重庆李庄案、***案，三桩案件之后，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痛心地说：「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在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中，为涉黑人员龚刚模辩护的律师李庄因为「捏造证据、妨害作证」的罪名获刑一年半。（关于本案的详细阐释，请见亚洲周刊二十四卷二十二期专访李庄案辩护律师陈有西）
在二审法庭上，李庄出人意表地当庭认罪，认罪陈词更令所有观者感慨万千。
李庄说：「刑辩律师比其它律师更要讲政治挂帅，识大体、顾大局，从思想上，觉悟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彻底诀别过去。」
中国法治是否也在诀别过去「司法独立」的号角？
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上，执政党第一次公开将法治作为追求的目标，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一年，被学界视为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分水岭。两年以后，「依法治国」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在通往「法治」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却是一波三折。
一位在人大立法机关工作的法律学者向亚洲周刊阐释，二零零八年之前，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为代表的一批法律界开明人士推动着中国的司法改革，「司法独立」是当时改革的基本理念，曾令业界振奋不已；而「零七年至零八年，则是一个分水岭」，他说：「二零零八年之后，是政治对法律的反扑，到奥运和李庄事件，达到一个顶峰。」
江平曾评价，中国法治前进的道路一向是「进两步，退一步」，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正是某种程度上的「退一步」阶段。
如前文提到的湖北孝感的前法官冯缤，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最后甚至成了孝感当地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根据媒体报道，孝感中院甚至需要专门分出一个工作小组来应付他，这显然是「不顾大局、不讲政治」的表现，用冯缤同事的话说，「这人司法考试考坏脑子了」，指他眼里除了法条，什么现实都不管不顾。
唱红打黑才是好法官
当下的司法环境中，冯缤不再是好法官。下基层去揽案子、发挥「能动司法」的才是好法官，「为大局考虑」、「唱红打黑」的才是好法官。
著名法律史学者梁治平日前在北京的一场名为《中国距离法治还有多远》的公开讲座中，指出 「司法服从政治，法院配合行政」，这是「当下国情的一个基本预设，也是我国政法体制的精密所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一场法治论坛中也表示，中国目前仍处于「前法治社会」，「国家权力置于法制之治下的局面还未根本形成，整个社会虽然对法治存在期待，但还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心理基础。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还是习惯于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张建伟看来，「前法治社会」的历史时期，是当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审判秀」的原因。「这类审判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活动并不重要，裁判并不是以法庭的调查和辩论形成的新证为依据，判决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作出，辩护律师的作用只是配合。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尽管中国从漫长的「人治」步入「法治」才短短十数年，但问题是，司法改革，毕竟在二十一世纪初曾经「进过两步」，是什么因素令到它「后退了一步」到今天？
贺卫方对亚洲周刊记者这样分析：「中国司法改革的起步是在一九九四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十年左右，也就是萧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期间为主。大致上，萧扬的思路是朝向独立和专业化的。不过，由于整个政治框架还无法包容这种改革，加上萧扬本人的哲学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另外，从改革开始到收获司法公正成果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所以，到了后期，官方似乎逐渐意识到司法独立的目标或许要威胁到共产党独大的权力；而国民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公正结果的出现，上下交攻，司法改革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过程也就不免一波三折了。」
贺卫方提到的，司法改革后期对党的权力形成的威胁，被认为触及了要害。
一位在国家立法机关工作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对亚洲周刊表示，明显的变化确实发生在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底，十七届***中央***还曾经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题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当时提出来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社会反响很好。但零八年，奥运的组织工作，明显是稳定压倒一切，国家大事压倒一切，无业人员被清理出京。再而后，是二零零九年，建国六十周年，***事件二十周年，包括西藏、新疆这样的偶发事件，执政党的思路慢慢有了变化。更加重视稳定，甚至以牺牲法治和人权保障来追求一种静态的稳定，维护像『统一』这样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压制一时的权利诉求，维系一段时间的稳定，从执政党利益出发是合乎逻辑的。」
这名公务员笑谈，司法环境宽松的时候，贺卫方还提出要取消「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呢！如贺卫方本人所言，这也许确实对党的权力构成了威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手是市场，一手是法治。市场经济，中国的提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法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二零一零年，按照目标，中国应该走出「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即建成基本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几乎所有国人都熟知的十六字口诀，江平认为，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基本的法治建设方向。然而，在国家法律仓库里已有的上万项有效法律、行政法规、自治单行条例、特区法例中，「有法可依」似已不是问题，如何寻回国人——首先是公权力阶层对法治的基本信仰，做到「有法必依」，才是当下这股改革倒退的逆流中最大的问题。
在梁治平的分析中，对「法治信仰」伤害最大的几种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从未消失，而在今天越演越烈的「运动式执法」。
新严打旧办法
继零九年「重庆打黑」之后，公安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启动了「二零一零严打整治行动」，开展了为期七个月的「严打」。
梁治平认为，这样的「运动式执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不是一个恒常的治理方式。『严打』虽然也是执行法律，但它用一松一紧的办法集中资源来做事情。而法律应该是恒常的，它保持这样一种效力，不应该更严也不应该更宽，不应该更硬也不应该更软。这是法律的一般性，要不然你不要叫法律。但是运动式执法时，往往投入很多力量，将标准定得很严，所有这些行为你在这个时候最好都收起来，等到风头过了你再来。这样的执法方式把法律变得不确定，变成一个行政活动，一个偶然事态。如果这个社会，长时间、大范围里，所有的方面都是按这种方式去治理，那么法律的不确定性就成为一种常态。其结果，它实际上把法律变成非法。」
贺卫方也对「严打」非常反感：「从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来说，罪与非罪的界线和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应该在法律上加以明文规定，国家权力不可以因为拥有暴力机器而超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去行动。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就不应该动辄把法律抛到一边，运用一种超越法律规范的行动，通过造声势、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威慑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的转化。过去有多少冤案包括被冤杀的案子，都是在所谓的严打这样一个运动式执法中产生的。」
大三长会议未审先判
让贺卫方更警惕的，是往往伴随严打的「公检法联合办案」：「这几乎已经是一个规律了，所谓『大三长会议』——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他们需要开会协调。一个案件往往还没有审理，就提前决定了，整个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设想的相互制约机制根本不存在了。这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他说：「我们常说，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需要真正地实现司法独立，让法院能够公正地处理案件，能够让前期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得到纠正。比如说，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能够被排除掉。」
刚从法学院毕业进入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律人小丘感慨：「我很庆幸在大学念法律时赶上了萧扬时代，那个时代，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司法独立』的召唤兴奋不已。现在学成进入法院，却连『司法独立』都不能提了。我们现在每天讲的是『三个至上』、『四个在心中』、『顾大局、讲政治』……真是很无语。」
小丘说，在法院院长里流行一句话，是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在去年的一个会上讲的，被认为「非常精辟」：「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冯缤身穿法袍上访的身影，就像在拆迁房前起的国旗，这幅画面已经不可避免被定格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史。
被送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的贺卫方和冯缤一样，即使在逆流之中，也从未放弃对法律的信仰：「我坚信，司法独立，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走出数千年治乱循环，只是依赖暴力改朝换代，却无法实现制度创新这种局面的必由之路。我对未来谨慎地乐观。」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三十二期
在冯缤身穿法袍、胸佩国徽，站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没有再次递进诉状，而是选择手举「冤」字牌，依靠「上访」来替自己的妻子维权时，这位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从零八年一直到一零年，冯缤为在孝感市中院当清洁工的妻子的劳动合同纠纷，屡次上诉不获法院受理，或者受理了对结果不满意，最终选择在湖北高院门外上访。他对媒体说：「我并不想上访，但当正常的法律程序无法维权时，唯有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坚持，身穿法袍是要「为法律信仰而战」，「我就不相信，我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官，不能以法律求得公道。」
公道与否，尚没有答案，不过，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是：冯缤不再是法官了。
七月二十六日，冯缤收到了来自孝感中院的文件，他被免除了该院助理审判员的职务，并被开除了党籍。
这个结果引起了舆论哗然。冯缤的领导觉得他偏执、不通现实，坚持上访是给孝感丢脸，是「法官的辱」；不少评论却认为，身为法官的冯缤不肯放弃法律选择「现实规则」，最终被逼走上上访之路，正是「中国法治的耻辱」。
法官冯缤上访和被免职的二零一零年，在中国走向法治之路的时间表上，理应是重要的一年：一九九七年，***中央「十五大」提出「到二零一零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目标，因此，今年被视为实现「有法可依」的「法治中国」的第一步。
然而也是在今年，许多积压已久的司法积弊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引燃了舆论争议。七月，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香港书展演讲时直言不讳：「最近，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改革过程，遭受巨大挑战。这个挑战有时候来自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如司法改革、法律变革，现在推广三个至上：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
倡司法独立被「流放」
这位享有盛誉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去年二月突然接到了北大的通知，要求前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两年，按照学院规定，这属于正常的人事调配，但远调边疆，对一位倡导「司法独立」、并以敢言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毕竟意味着言论阵地的收缩，舆论因此将北大对教授贺卫方的调配模拟作「流放」，原因则也许正是他一直以来对司法改革逆流的严厉批评。
二零零八年，王胜俊接替萧扬，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后，国家的司法政策和改革理念悄然发生变化。
国家主席胡锦涛零七年岁末在与全国政法会议代表、***官、大检察官的座谈会上提出的「三个至上」——「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零八年始被引为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最高院开始，在全国上下广泛推广学习。
「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引起一场法学界大辩论，反对派的主将就是贺卫方。
贺卫方炮轰这个几个「至上」根本逻辑存疑，不符合基本的法学素养：「三个至上谁至上？一个家里三个人发生分歧，听谁的？」「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宪法，谁大？」而根子上，这与此前萧扬任最高院院长时期提倡的「司法独立」显然背道而驰。
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当局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和不得不坚持的法治追求的一个混血，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妥协的提法。
事实证明，「三个至上」不只是「提法」那么简单。随着指导思想的推广，二零零九年，最高院院长王胜俊在视察各地法院时，进一步提出「能动司法」的概念，此后，「能动司法」成为零九年至今各地法院工作的主要方向。
王胜俊解释「能动司法」的概念时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不断增多，法院不能坐等官司上门，而要走出去「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司法权必须服务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法院队伍必须把人民法院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虑」， 「能动司法即是服务性司法，是法院服务大局的必然选择」。在「能动司法」成为法院工作主旋律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也在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法院重现。
此时的贺卫方已经在石河子支教，新疆七五事件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他连上网都困难，公开发声亦是寥寥。
在今年的香港书展演讲上，贺卫方仍然提到了所谓的「能动司法」问题。他举例说：「湖南某地法院写的总结报告说，法院不仅做包公，还要做红娘，经常下基层调研，『一头扎进某某企业』，上门揽案，说服该厂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法官们『北上黑龙江、南下海南岛』，为企业收回几百万，拯救了企业。县委书记听完说：这就是效益，这就是服务啊！要我说，这样的司法太积极了。」
除了「三个至上」、「能动司法」，近年另一饱受争议的要求是针对律师提出的。零八年八月，司法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亦随即成为对律师执业的新要求，通过律师协会大力强调。
著名律师莫少平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在经历倒退，例证正是近年来种种：此前司法改革的路径指向司法独立，现在更多提「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此前提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现在更多提发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现在强调的是司法的能动性；此前强调律师协会是自律、自治的组织，现在更多强调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当这样的司法理念在实务领域推行下，政治压倒司法的例子就屡见不鲜。山西煤老板维权案、重庆李庄案、***案，三桩案件之后，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痛心地说：「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在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中，为涉黑人员龚刚模辩护的律师李庄因为「捏造证据、妨害作证」的罪名获刑一年半。（关于本案的详细阐释，请见亚洲周刊二十四卷二十二期专访李庄案辩护律师陈有西）
在二审法庭上，李庄出人意表地当庭认罪，认罪陈词更令所有观者感慨万千。
李庄说：「刑辩律师比其它律师更要讲政治挂帅，识大体、顾大局，从思想上，觉悟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彻底诀别过去。」
中国法治是否也在诀别过去「司法独立」的号角？
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上，执政党第一次公开将法治作为追求的目标，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一年，被学界视为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分水岭。两年以后，「依法治国」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在通往「法治」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却是一波三折。
一位在人大立法机关工作的法律学者向亚洲周刊阐释，二零零八年之前，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为代表的一批法律界开明人士推动着中国的司法改革，「司法独立」是当时改革的基本理念，曾令业界振奋不已；而「零七年至零八年，则是一个分水岭」，他说：「二零零八年之后，是政治对法律的反扑，到奥运和李庄事件，达到一个顶峰。」
江平曾评价，中国法治前进的道路一向是「进两步，退一步」，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正是某种程度上的「退一步」阶段。
如前文提到的湖北孝感的前法官冯缤，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最后甚至成了孝感当地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根据媒体报道，孝感中院甚至需要专门分出一个工作小组来应付他，这显然是「不顾大局、不讲政治」的表现，用冯缤同事的话说，「这人司法考试考坏脑子了」，指他眼里除了法条，什么现实都不管不顾。
唱红打黑才是好法官
当下的司法环境中，冯缤不再是好法官。下基层去揽案子、发挥「能动司法」的才是好法官，「为大局考虑」、「唱红打黑」的才是好法官。
著名法律史学者梁治平日前在北京的一场名为《中国距离法治还有多远》的公开讲座中，指出 「司法服从政治，法院配合行政」，这是「当下国情的一个基本预设，也是我国政法体制的精密所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一场法治论坛中也表示，中国目前仍处于「前法治社会」，「国家权力置于法制之治下的局面还未根本形成，整个社会虽然对法治存在期待，但还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心理基础。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还是习惯于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张建伟看来，「前法治社会」的历史时期，是当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审判秀」的原因。「这类审判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活动并不重要，裁判并不是以法庭的调查和辩论形成的新证为依据，判决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作出，辩护律师的作用只是配合。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尽管中国从漫长的「人治」步入「法治」才短短十数年，但问题是，司法改革，毕竟在二十一世纪初曾经「进过两步」，是什么因素令到它「后退了一步」到今天？
贺卫方对亚洲周刊记者这样分析：「中国司法改革的起步是在一九九四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十年左右，也就是萧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期间为主。大致上，萧扬的思路是朝向独立和专业化的。不过，由于整个政治框架还无法包容这种改革，加上萧扬本人的哲学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另外，从改革开始到收获司法公正成果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所以，到了后期，官方似乎逐渐意识到司法独立的目标或许要威胁到共产党独大的权力；而国民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公正结果的出现，上下交攻，司法改革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过程也就不免一波三折了。」
贺卫方提到的，司法改革后期对党的权力形成的威胁，被认为触及了要害。
一位在国家立法机关工作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对亚洲周刊表示，明显的变化确实发生在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底，十七届***中央***还曾经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题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当时提出来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社会反响很好。但零八年，奥运的组织工作，明显是稳定压倒一切，国家大事压倒一切，无业人员被清理出京。再而后，是二零零九年，建国六十周年，***事件二十周年，包括西藏、新疆这样的偶发事件，执政党的思路慢慢有了变化。更加重视稳定，甚至以牺牲法治和人权保障来追求一种静态的稳定，维护像『统一』这样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压制一时的权利诉求，维系一段时间的稳定，从执政党利益出发是合乎逻辑的。」
这名公务员笑谈，司法环境宽松的时候，贺卫方还提出要取消「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呢！如贺卫方本人所言，这也许确实对党的权力构成了威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手是市场，一手是法治。市场经济，中国的提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法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二零一零年，按照目标，中国应该走出「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即建成基本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几乎所有国人都熟知的十六字口诀，江平认为，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基本的法治建设方向。然而，在国家法律仓库里已有的上万项有效法律、行政法规、自治单行条例、特区法例中，「有法可依」似已不是问题，如何寻回国人——首先是公权力阶层对法治的基本信仰，做到「有法必依」，才是当下这股改革倒退的逆流中最大的问题。
在梁治平的分析中，对「法治信仰」伤害最大的几种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从未消失，而在今天越演越烈的「运动式执法」。
新严打旧办法
继零九年「重庆打黑」之后，公安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启动了「二零一零严打整治行动」，开展了为期七个月的「严打」。
梁治平认为，这样的「运动式执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不是一个恒常的治理方式。『严打』虽然也是执行法律，但它用一松一紧的办法集中资源来做事情。而法律应该是恒常的，它保持这样一种效力，不应该更严也不应该更宽，不应该更硬也不应该更软。这是法律的一般性，要不然你不要叫法律。但是运动式执法时，往往投入很多力量，将标准定得很严，所有这些行为你在这个时候最好都收起来，等到风头过了你再来。这样的执法方式把法律变得不确定，变成一个行政活动，一个偶然事态。如果这个社会，长时间、大范围里，所有的方面都是按这种方式去治理，那么法律的不确定性就成为一种常态。其结果，它实际上把法律变成非法。」
贺卫方也对「严打」非常反感：「从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来说，罪与非罪的界线和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应该在法律上加以明文规定，国家权力不可以因为拥有暴力机器而超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去行动。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就不应该动辄把法律抛到一边，运用一种超越法律规范的行动，通过造声势、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威慑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的转化。过去有多少冤案包括被冤杀的案子，都是在所谓的严打这样一个运动式执法中产生的。」
大三长会议未审先判
让贺卫方更警惕的，是往往伴随严打的「公检法联合办案」：「这几乎已经是一个规律了，所谓『大三长会议』——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他们需要开会协调。一个案件往往还没有审理，就提前决定了，整个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设想的相互制约机制根本不存在了。这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他说：「我们常说，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需要真正地实现司法独立，让法院能够公正地处理案件，能够让前期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得到纠正。比如说，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能够被排除掉。」
刚从法学院毕业进入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律人小丘感慨：「我很庆幸在大学念法律时赶上了萧扬时代，那个时代，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司法独立』的召唤兴奋不已。现在学成进入法院，却连『司法独立』都不能提了。我们现在每天讲的是『三个至上』、『四个在心中』、『顾大局、讲政治』……真是很无语。」
小丘说，在法院院长里流行一句话，是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在去年的一个会上讲的，被认为「非常精辟」：「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冯缤身穿法袍上访的身影，就像在拆迁房前起的国旗，这幅画面已经不可避免被定格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史。
被送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的贺卫方和冯缤一样，即使在逆流之中，也从未放弃对法律的信仰：「我坚信，司法独立，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走出数千年治乱循环，只是依赖暴力改朝换代，却无法实现制度创新这种局面的必由之路。我对未来谨慎地乐观。」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三十二期
何清涟：为了共同的家园——关于米奇尼克北京之行争论之我见
主张“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米奇尼克来了一趟中国，提了一些对中国人的建议后又走了。在他来说，只是与异国人士的一次交谈。但由于这些建议被上升成中国今后和平转型的指南，因此成了“圣物”。一些对米奇尼克开出的转型药方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及海外政治流亡人士，因为对米氏建议――“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要对共产党保持“想象力”等提出批评意见，因此最后酿成一场局部性的思想暴雨。由于这种争论今后还会发生，我想将这次争论涉及到的一些重要规则写出来，留为今后参照。
一、有关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讨论概述
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双方称之为拥米派与质疑者。这次思想对垒留下了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文章：
拥米派的主要文章如下：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 ——访问亚当·米奇尼克”，“ 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整理版）”。崔卫平后写的“把老虎赶进笼子里”（以下简称“老虎”）发表于第一轮争论之后，影响不如前两文大，留后再论。
拥米派对米奇尼克思想最为推崇的就是要社会公众无条件地放弃对统治集团的严重不满，在政府对其暴政日益变本加厉的条件下“弥合”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如 “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总之，还是以前那套“我们不做***”，等待共产党慢慢自我改革思路的延伸。
通过参与与米氏座谈的戴晴女士那篇“米奇尼克到北京”，我才知道上述两文对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的介绍并不完整。面对中国转型这个问题，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其实都很沉重，他们对中国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从戴晴文章介绍的内容来看，参与这次座谈的知识界人士，不少只是将与米氏的交流当作一种信息参考，米氏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对中国问题甚是隔膜。
崔卫平女士对米氏的采访与“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发表后，质疑之声四起，只有小圈子里的一些人仍然热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质疑是以下几篇，按发表时间顺序列于下：
刘自立先生发表了“米尼齐克的波兰观不适应中国”。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波兰社会转型前，其社会主义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既未发展到毛泽东时期的绝对贫困，也不是邓式富裕时期的亿万 资产太子化。而这两大结构的存在，形成了一种由财产主导的***资源垄断，是中国施行改革， 革命挚肘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则是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有利，苏联瓦解和无力应付东殴政局，是东欧与波兰人民借此推翻共产政权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此，参考波兰这个小国的经验，根本不是中国应选之策。
笔者之文名“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 ——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从分析1989年以前中国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历史入手，指出米奇尼克要中国人将和平转型希望寄托在***党内改革派身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继之指出中波两国在社会条件根本不同。米奇尼克介绍的波兰和平转型成功的前提，即波兰自由运动三大因素：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等，在今天的中国基本缺位。笔者在文中还指出另一重要条件：“苏东波”到来时，波兰的国家与社会已成二元对立之格局：国家（即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执政党和反对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局。中国现实并无此等条件。文章末尾，笔者指出中国要想建立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民主社会，只有“杀死希特勒”（极权体制）才有出路。
仲維光先生在“质疑米奇尼克”一文中，对米氏北京之行表达的观点感到震惊不解，认为有悖于米氏一贯思想。他梳理了米氏思想的脉络，再次强调他认为米奇尼克的这段话不仅对西欧、东欧，而且对中国、北***、乃至古巴仍然无条件地有效：“没有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要么它是极权主义的，要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还学文在“对米奇尼克访问北京的另一种疑问”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凭着自己多年来对米氏的了解，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米氏座谈不完整的介绍上，并提出一个非常SHARP的问题：“比这个新闻报导的常识W-问? 题（Who,?When,?Where and What）? 更令人关注的是，借米奇尼克的来访，“要给百姓和网络提供什么样子的信息”？提供了什么信息，现在大家都见到了；舆论是什么反应，大家也见到了”。并希望主办方崔卫平女士能够提供更为透明开放的真相。
吴庸先生在查证了大量资料之后，写了一篇“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转型的实际”，认为米奇尼克有意忽视了波兰历史的真实状态。事实是：波兰从未出现过人民与当局者无条件的合作，波兰曾经处于一度被军管的险峻状态，是波兰工人与异议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做艰苦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人士才将这个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埋葬，开辟了民主与专制抗衡史 的新纪元，它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欧洲共产党重新调整夺权路径。曹长青先生的“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一文因为上网较迟，其时有关“资格不等论”的争论已经停止。本文不予评述。
应该说，上述分析并无任何攻击性语言。但由于海外作者中有人质疑了米氏应邀访华的背景不透明，于是引发了一些意气之争，拥米派干脆将上述质疑者冠之以“反米小集团”之称。其实，上述质疑者当中，除仲、还两位居住德国且是夫妻可能有商量之外，我本人与这些作者没有任何书信往来，完全是各抒己见，连一个统一的发表阵地都没有。而国内那个小圈子的存在及同气相应，有目共睹。
刘荻则写了一篇文章“波兰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7月30日），该文的要点是制造了一个谈论中国的“资格不等式”：海外流亡人士不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懂中国”，而米奇尼克不如包括她在内的与米氏对话的中国人士“懂中国”，因此最好不要再谈论，以免“令人啼笑皆非”。并明确宣布她在内的小群体在国内已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与固定场所。
这些争执牵涉到下一个重要问题：
二、如何看待当局默许某些人拥有活动空间存在？
这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与社会抗争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但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过去每次讨论均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卡了壳，无论怎样有意义的讨论都由此导向道德批判的方向。无空间方诘问的是：为什么当局只允许这种意见存在而要打压其他意见（包括有空间方的打压在内）？有空间方则想绕开这点，以免成为靶子。这种回避式的态度不仅没解决任何争论，反而导致各方裂痕越来越深，无法形成更深刻的讨论。
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并举行几次座谈，中国当局容许某些异议的活动空间存使外部观察者受到鼓舞。除了刘荻小姐在其文中承认她所归属的小群体有活动空间并有固定场所，一向对这个国内群体高度支持的一平认为，“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胡平在“这场对话不寻常”中亦持同样看法。现在剩下的问题应该大家对这种默许下拥有活动空间的人士及其活动应该如何看待？
我个人认为，对当局默许的某种些异议活动空间的存在，主要看他们起什么作用。
米奇尼克在中国发表的观点如果能够得到全面介绍，并且只将其当作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参考而非唯一备选建议，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一，米氏北京之行的活动组织者崔卫平女士对此行介绍的资讯处于“不完全状态”。这点王天成先生已经指出，“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崔女士也已在其后来发表的“老虎”一文中也部分接受了王天成的批评。二，刘荻之文的重点不在于学术思想讨论（因为她将波共两任书记统治时期的不同政治生态混成一锅煮），而是忙于从中推出了一个研究中国的“资格不等论”：米奇尼克比海外***人士懂中国，而参与讨论的诸人比米奇尼克更懂，因此海外人士不应该就中国问题发言，发言只会“让人啼笑皆非”。对这样一篇无论是史实还是结论都有严重缺陷的文章，崔女士竟然在自己7月 31日的推特上介绍说是“好文”，由此引发笔者的质问，请她解释此文“好”在哪里？并指出所谓“资格不等论”后面隐藏的是话语权之争。表达的意思是：利用目前他们拥有的独特空间，垄断中国的话语权；别人都不懂中国，意即中国的现状应当由他们说了算，备选道路也由他们说了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允许某些异议空间存在，这是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现象，被剥夺了活动空间的人士再反对也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过分纠缠于这一问题上反而会导致正常讨论无法深入。倘若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能获得相对松动的活动空间，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转型具有指标意义。通过这次争论，被中国当局默许存在并允许有活动空间的群体至少应该给自己划条行为底线：不应该凭仗自己的特许权来剥夺他人的发言权与行动权，即使当局允许其拥有存在空间的本意是要造成如此局面。只要拥有空间者不理直气壮地制造“资格不等论”、不打压他人的言论与行动自由，有这种经过当局允许放行的空间存在，比完全没有要好一点。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拥有空间者既然希望就现实问题发言，无论如何请多读点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的重要文献，这样在其引领中国转型讨论时才不至于漫无边际甚至让人不知所云。比如崔卫平女士的“老虎“一文，标题听起来很好，但其主旨无非是希望民众不要有仇恨与加强社会自主性。不知她是完全不知道以下中国问题的存在还是故意避开？一、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不要视百姓如寇雠，动辄暴力相向（6月湖北武汉发生维稳办厅座太太被当作上访者殴打即一例）。二、是谁剥夺了社会的自主性？中国对NGO形成的分类控制模式，并视外国NGO（包括拿外国资助）为颜色革命工具不断收缩其生存空间，今年由国家外汇局下发“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导致一些被中国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NGO面临“断粮”之虞等类事情，似乎都不在她关心的视野之内；三、中国民众是否拥有制定“驯兽规则”的权利。而上述这些，在孙立平先生领衔的清华课题组有关维稳形势分析的报告里谈得很清楚：是当局体制性防卫过当（意即施暴过多），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于建嵘先生的有关刚性维稳的论述也很到位。这与崔卫平女士的劝说对象定位完全不同。孙、于两位劝说的是政府，希望政府不要继续施暴，而崔女士劝说的是民众不要仇恨，等待隐含的意思是忍受。
第三点建议，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与官方默许存在的小空间之本质差异。民间各种反抗与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但因陷入孤立而未能互相呼应，无一能免于被官方镇压的下场。散沙般的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中均有很清楚地阐释，中国政府目前扼杀的就是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作为学者，我一直关注形成社会压力集团的各种条件的萌芽与变化，以及压力传导是否有可能形成制度化通道。如果将极其狭小的、经当局默许而存在并严格限制的“空间”当作“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壮大的论据，如刘荻小姐等人那样，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即使是艾未未先生、冯正虎先生等韧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种有民意基础的个人反抗，与当局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馈。尽管他们的努力是通向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行动积累，我个人对此也怀有很高的敬意。（我不同意西方有评论将艾未未的反抗类比于68年人或者嬉皮士，因为艾的行动无论是所承受的巨大风险还是其尖锐激烈程度与社会影响方面，都与后者不在一个层级上。）
三、对今后中国转型路径选择的看法
由于朝野掌握的资源及力量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可以说，如何选择转型路径，左右中国转型走向的主动权在官方手中而非民间手中，这点我想大家都应该没有歧见。有歧见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选择。
中国目前的危局除了瞒旰自大、闭目塞听的当局之外，凡有头脑且愿意睁开眼睛看现实的人都能看见。且不说每天发生于各地的社会抗争与各种暴力事件的蔓延，即使是精英集团也有人开始反思。有官方背景的共识网本着“补屋”的精神保持了网站的相对开放性，在当局容忍的极限, 内让该网站成为一个国内所没有的意见平台。头脑清醒的学者们也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中国模式的讨论与维稳的讨论），作为老***成员的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今年一月以来，在好些场合都坚持发表过自己对中国转型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坚持所谓“中国模式”，要遵循普世价值建立一套保障实现个人权利的制度。一向以不得罪政府为原则的企业界人士也有人大胆表态，比如搜狐总裁张朝阳今年2月曾发表演讲“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内允许自由竞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大家都希望当政者能够高尚一次或者清醒过来，为中国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从底层人民受剥夺的情况来看，以任何形式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都有道义基础。但问题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人民并无任何有效的组织资源与支撑组织行动的经济资源。中国实现和平转型是所有人（包括国际社会）的梦想，但中国的现状却注定这条路在中国目前看来有点渺茫。面对转型困局，我只能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们可以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向当局抗争，但选择了某种方式的人不能因为别人选择了不同方式就拼命打压，用各种方式将别人污名化弱智化并打击之。要知道海外流亡人士因当年的抗争失去了家园，但并没有失去讨论中国问题的资格。他们讨论中国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能力。而且我还提醒国内同胞：对于海外流亡人士来说，促进中国实现民主化与其说与他们的利益相关，还不如说只是与其理想相关。于我本人来说，斯国，斯土，与其说是我的生存之地，还不如是情感安放之地。大家天天在谈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早期领袖人物当中，还有选择了完全退隐的室利阿罗频多（《周天集》的作者）。我本人就很喜欢这位圣哲在心灵上的恬淡出世。民主理想如能实现，我在不在中国又有何妨？
无论如何，这轮争论中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与上一轮“有敌无敌论”之讨论相比，这一轮要相对有理性得多。“拥米派”的核心小圈子最初也玩过以前打群架骂人的把戏，但这势头只在推特上出现过一会，很快就被止住了。而一些活跃推友这次没有以阵营为线无条件支持“资格不等论”，而是从道理出发，对“资格不等论”表达了某种否定。崔女士最后也间接否认了自己推重刘荻小姐的“资格不等论”，表现出了理性与克制。
有关中国转型的讨论与行动还将继续。“路是长的，门是窄的”，每一步脚下都会踩着荆棘。但在民主化实现之前，中国人还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虽身居海外，却愿与我的同胞风雨同行。
□ 《纵览中国》，2010年8月5日
据华夏快递siyu 在 10-08-06 03:11 发布
一、有关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讨论概述
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双方称之为拥米派与质疑者。这次思想对垒留下了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文章：
拥米派的主要文章如下：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 ——访问亚当·米奇尼克”，“ 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整理版）”。崔卫平后写的“把老虎赶进笼子里”（以下简称“老虎”）发表于第一轮争论之后，影响不如前两文大，留后再论。
拥米派对米奇尼克思想最为推崇的就是要社会公众无条件地放弃对统治集团的严重不满，在政府对其暴政日益变本加厉的条件下“弥合”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如 “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总之，还是以前那套“我们不做***”，等待共产党慢慢自我改革思路的延伸。
通过参与与米氏座谈的戴晴女士那篇“米奇尼克到北京”，我才知道上述两文对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的介绍并不完整。面对中国转型这个问题，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其实都很沉重，他们对中国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从戴晴文章介绍的内容来看，参与这次座谈的知识界人士，不少只是将与米氏的交流当作一种信息参考，米氏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对中国问题甚是隔膜。
崔卫平女士对米氏的采访与“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发表后，质疑之声四起，只有小圈子里的一些人仍然热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质疑是以下几篇，按发表时间顺序列于下：
刘自立先生发表了“米尼齐克的波兰观不适应中国”。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波兰社会转型前，其社会主义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既未发展到毛泽东时期的绝对贫困，也不是邓式富裕时期的亿万 资产太子化。而这两大结构的存在，形成了一种由财产主导的***资源垄断，是中国施行改革， 革命挚肘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则是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有利，苏联瓦解和无力应付东殴政局，是东欧与波兰人民借此推翻共产政权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此，参考波兰这个小国的经验，根本不是中国应选之策。
笔者之文名“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 ——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从分析1989年以前中国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历史入手，指出米奇尼克要中国人将和平转型希望寄托在***党内改革派身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继之指出中波两国在社会条件根本不同。米奇尼克介绍的波兰和平转型成功的前提，即波兰自由运动三大因素：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等，在今天的中国基本缺位。笔者在文中还指出另一重要条件：“苏东波”到来时，波兰的国家与社会已成二元对立之格局：国家（即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执政党和反对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局。中国现实并无此等条件。文章末尾，笔者指出中国要想建立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民主社会，只有“杀死希特勒”（极权体制）才有出路。
仲維光先生在“质疑米奇尼克”一文中，对米氏北京之行表达的观点感到震惊不解，认为有悖于米氏一贯思想。他梳理了米氏思想的脉络，再次强调他认为米奇尼克的这段话不仅对西欧、东欧，而且对中国、北***、乃至古巴仍然无条件地有效：“没有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要么它是极权主义的，要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还学文在“对米奇尼克访问北京的另一种疑问”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凭着自己多年来对米氏的了解，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米氏座谈不完整的介绍上，并提出一个非常SHARP的问题：“比这个新闻报导的常识W-问? 题（Who,?When,?Where and What）? 更令人关注的是，借米奇尼克的来访，“要给百姓和网络提供什么样子的信息”？提供了什么信息，现在大家都见到了；舆论是什么反应，大家也见到了”。并希望主办方崔卫平女士能够提供更为透明开放的真相。
吴庸先生在查证了大量资料之后，写了一篇“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转型的实际”，认为米奇尼克有意忽视了波兰历史的真实状态。事实是：波兰从未出现过人民与当局者无条件的合作，波兰曾经处于一度被军管的险峻状态，是波兰工人与异议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做艰苦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人士才将这个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埋葬，开辟了民主与专制抗衡史 的新纪元，它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欧洲共产党重新调整夺权路径。曹长青先生的“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一文因为上网较迟，其时有关“资格不等论”的争论已经停止。本文不予评述。
应该说，上述分析并无任何攻击性语言。但由于海外作者中有人质疑了米氏应邀访华的背景不透明，于是引发了一些意气之争，拥米派干脆将上述质疑者冠之以“反米小集团”之称。其实，上述质疑者当中，除仲、还两位居住德国且是夫妻可能有商量之外，我本人与这些作者没有任何书信往来，完全是各抒己见，连一个统一的发表阵地都没有。而国内那个小圈子的存在及同气相应，有目共睹。
刘荻则写了一篇文章“波兰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7月30日），该文的要点是制造了一个谈论中国的“资格不等式”：海外流亡人士不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懂中国”，而米奇尼克不如包括她在内的与米氏对话的中国人士“懂中国”，因此最好不要再谈论，以免“令人啼笑皆非”。并明确宣布她在内的小群体在国内已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与固定场所。
这些争执牵涉到下一个重要问题：
二、如何看待当局默许某些人拥有活动空间存在？
这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与社会抗争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但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过去每次讨论均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卡了壳，无论怎样有意义的讨论都由此导向道德批判的方向。无空间方诘问的是：为什么当局只允许这种意见存在而要打压其他意见（包括有空间方的打压在内）？有空间方则想绕开这点，以免成为靶子。这种回避式的态度不仅没解决任何争论，反而导致各方裂痕越来越深，无法形成更深刻的讨论。
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并举行几次座谈，中国当局容许某些异议的活动空间存使外部观察者受到鼓舞。除了刘荻小姐在其文中承认她所归属的小群体有活动空间并有固定场所，一向对这个国内群体高度支持的一平认为，“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胡平在“这场对话不寻常”中亦持同样看法。现在剩下的问题应该大家对这种默许下拥有活动空间的人士及其活动应该如何看待？
我个人认为，对当局默许的某种些异议活动空间的存在，主要看他们起什么作用。
米奇尼克在中国发表的观点如果能够得到全面介绍，并且只将其当作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参考而非唯一备选建议，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一，米氏北京之行的活动组织者崔卫平女士对此行介绍的资讯处于“不完全状态”。这点王天成先生已经指出，“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崔女士也已在其后来发表的“老虎”一文中也部分接受了王天成的批评。二，刘荻之文的重点不在于学术思想讨论（因为她将波共两任书记统治时期的不同政治生态混成一锅煮），而是忙于从中推出了一个研究中国的“资格不等论”：米奇尼克比海外***人士懂中国，而参与讨论的诸人比米奇尼克更懂，因此海外人士不应该就中国问题发言，发言只会“让人啼笑皆非”。对这样一篇无论是史实还是结论都有严重缺陷的文章，崔女士竟然在自己7月 31日的推特上介绍说是“好文”，由此引发笔者的质问，请她解释此文“好”在哪里？并指出所谓“资格不等论”后面隐藏的是话语权之争。表达的意思是：利用目前他们拥有的独特空间，垄断中国的话语权；别人都不懂中国，意即中国的现状应当由他们说了算，备选道路也由他们说了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允许某些异议空间存在，这是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现象，被剥夺了活动空间的人士再反对也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过分纠缠于这一问题上反而会导致正常讨论无法深入。倘若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能获得相对松动的活动空间，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转型具有指标意义。通过这次争论，被中国当局默许存在并允许有活动空间的群体至少应该给自己划条行为底线：不应该凭仗自己的特许权来剥夺他人的发言权与行动权，即使当局允许其拥有存在空间的本意是要造成如此局面。只要拥有空间者不理直气壮地制造“资格不等论”、不打压他人的言论与行动自由，有这种经过当局允许放行的空间存在，比完全没有要好一点。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拥有空间者既然希望就现实问题发言，无论如何请多读点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的重要文献，这样在其引领中国转型讨论时才不至于漫无边际甚至让人不知所云。比如崔卫平女士的“老虎“一文，标题听起来很好，但其主旨无非是希望民众不要有仇恨与加强社会自主性。不知她是完全不知道以下中国问题的存在还是故意避开？一、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不要视百姓如寇雠，动辄暴力相向（6月湖北武汉发生维稳办厅座太太被当作上访者殴打即一例）。二、是谁剥夺了社会的自主性？中国对NGO形成的分类控制模式，并视外国NGO（包括拿外国资助）为颜色革命工具不断收缩其生存空间，今年由国家外汇局下发“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导致一些被中国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NGO面临“断粮”之虞等类事情，似乎都不在她关心的视野之内；三、中国民众是否拥有制定“驯兽规则”的权利。而上述这些，在孙立平先生领衔的清华课题组有关维稳形势分析的报告里谈得很清楚：是当局体制性防卫过当（意即施暴过多），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于建嵘先生的有关刚性维稳的论述也很到位。这与崔卫平女士的劝说对象定位完全不同。孙、于两位劝说的是政府，希望政府不要继续施暴，而崔女士劝说的是民众不要仇恨，等待隐含的意思是忍受。
第三点建议，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与官方默许存在的小空间之本质差异。民间各种反抗与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但因陷入孤立而未能互相呼应，无一能免于被官方镇压的下场。散沙般的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中均有很清楚地阐释，中国政府目前扼杀的就是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作为学者，我一直关注形成社会压力集团的各种条件的萌芽与变化，以及压力传导是否有可能形成制度化通道。如果将极其狭小的、经当局默许而存在并严格限制的“空间”当作“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壮大的论据，如刘荻小姐等人那样，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即使是艾未未先生、冯正虎先生等韧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种有民意基础的个人反抗，与当局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馈。尽管他们的努力是通向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行动积累，我个人对此也怀有很高的敬意。（我不同意西方有评论将艾未未的反抗类比于68年人或者嬉皮士，因为艾的行动无论是所承受的巨大风险还是其尖锐激烈程度与社会影响方面，都与后者不在一个层级上。）
三、对今后中国转型路径选择的看法
由于朝野掌握的资源及力量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可以说，如何选择转型路径，左右中国转型走向的主动权在官方手中而非民间手中，这点我想大家都应该没有歧见。有歧见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选择。
中国目前的危局除了瞒旰自大、闭目塞听的当局之外，凡有头脑且愿意睁开眼睛看现实的人都能看见。且不说每天发生于各地的社会抗争与各种暴力事件的蔓延，即使是精英集团也有人开始反思。有官方背景的共识网本着“补屋”的精神保持了网站的相对开放性，在当局容忍的极限, 内让该网站成为一个国内所没有的意见平台。头脑清醒的学者们也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中国模式的讨论与维稳的讨论），作为老***成员的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今年一月以来，在好些场合都坚持发表过自己对中国转型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坚持所谓“中国模式”，要遵循普世价值建立一套保障实现个人权利的制度。一向以不得罪政府为原则的企业界人士也有人大胆表态，比如搜狐总裁张朝阳今年2月曾发表演讲“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内允许自由竞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大家都希望当政者能够高尚一次或者清醒过来，为中国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从底层人民受剥夺的情况来看，以任何形式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都有道义基础。但问题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人民并无任何有效的组织资源与支撑组织行动的经济资源。中国实现和平转型是所有人（包括国际社会）的梦想，但中国的现状却注定这条路在中国目前看来有点渺茫。面对转型困局，我只能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们可以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向当局抗争，但选择了某种方式的人不能因为别人选择了不同方式就拼命打压，用各种方式将别人污名化弱智化并打击之。要知道海外流亡人士因当年的抗争失去了家园，但并没有失去讨论中国问题的资格。他们讨论中国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能力。而且我还提醒国内同胞：对于海外流亡人士来说，促进中国实现民主化与其说与他们的利益相关，还不如说只是与其理想相关。于我本人来说，斯国，斯土，与其说是我的生存之地，还不如是情感安放之地。大家天天在谈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早期领袖人物当中，还有选择了完全退隐的室利阿罗频多（《周天集》的作者）。我本人就很喜欢这位圣哲在心灵上的恬淡出世。民主理想如能实现，我在不在中国又有何妨？
无论如何，这轮争论中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与上一轮“有敌无敌论”之讨论相比，这一轮要相对有理性得多。“拥米派”的核心小圈子最初也玩过以前打群架骂人的把戏，但这势头只在推特上出现过一会，很快就被止住了。而一些活跃推友这次没有以阵营为线无条件支持“资格不等论”，而是从道理出发，对“资格不等论”表达了某种否定。崔女士最后也间接否认了自己推重刘荻小姐的“资格不等论”，表现出了理性与克制。
有关中国转型的讨论与行动还将继续。“路是长的，门是窄的”，每一步脚下都会踩着荆棘。但在民主化实现之前，中国人还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虽身居海外，却愿与我的同胞风雨同行。
□ 《纵览中国》，2010年8月5日
据华夏快递siyu 在 10-08-06 03:11 发布
二十年来中国独立拍片的自由之风
独立拍片的自由之风
林 渊
●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一批自由派影视工作者，突破官方体制，从地下到公开、上网，掀起一股独立制片运动，受到民众和国际的赞许。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纪录运动，视像摄录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它不再是昂贵及被专业拍摄者垄断的活动。摄录的、被摄录的、观看的、以至受视频录像影响的人和事都越来越多。透过形形色色的录像作品，人们寻回一些被隐藏歪曲的历史面貌，及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以外的社会现象、人生百态，它帮助民众了解中国国情，启迪思考，也成了反抗强权、争取公义的有效工具。
***事件之后独立电影兴起
八九年***事件后的中国社会，虽然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但仍有一批性格反叛及富开拓精神的电影工作者，敢于突破官方的体制规范，另辟途径，寻找自由空间。他们有些专拍纪录片，或剧情片，有些两种片种皆拍（如张元、贾樟柯等），使当时仍受到官方牢牢控制的中国电影行业，冒起了一批起初被名为地下电影，后来又称为独立电影的录像作品。
有研究者形容在八十年代后期曾任职电视台记者、编辑和戏剧制作人的吴文光，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意义，相当于崔健之于中国的摇滚乐。他在一九八八至九○年摄制的《流浪北京》，拍下了五名浪迹北京的艺术家（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牟森）的生活，表达的内容和手法，完全打破官方惯用的模式，被视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先锋之作。此片在九一年参加了多个电影节，包括香港国际电影节、伦敦国际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开始在海外崭露头角。吴文光其后又摄制了《一九六六，我的红卫兵时代》，访问了五位曾经是红卫兵的人物（刘龙江、胡晓光、徐友渔、黄玲、田壮壮），获得一九九三年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的小川绅介奖。
与吴文光同期的独立纪录片摄制人，如段锦川、郝智强、张元、蒋樾、时间、王子军等，工作或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电影有关。这群先锋人物在一九九一年六月曾在北京成立「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小组」，并在高校内举办过较大型的「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为中国的纪录片制作注入新动力。这期间，香港及海外热心的同业提供了不少支持和国际交流机会，但专制的***官僚很快就对这股自由风气加以排斥，采取了多次封杀行动。
较触目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九二年，时任中央电视台专题组的时间（人名），由一九八八年起，时间以四年摄制了一辑环绕天安门为话题的纪录片《天安门》，虽然这作品是体制内的制作，却因题材敏感，被当局认为「调子太灰」，下令禁播。时间于是擅自将此作品拿到香港电影节放映，央视获悉后即以版权为由，力阻《天安门》在香港放映，时间亦因而受到调职处分。到了一九九四年，中国广电部下发通知，就王小帅、何建军等一批年青导演带同未经当局审批的电影参加鹿特丹电影节而予以处罚。香港电影节在九四及九五年因放映多部大陆的独立电影，与广电部官僚闹得不欢而散，***当局连续两年杯葛香港电影节，抽起已公布参展的中国电影。
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元，是这期间著名的叛逆人物。他毕业后没有加入影视单位，自筹资金拍摄了两部剧情片：《妈妈》和《北京杂种》，反映当时中国年青一代的生活面貌，在海外的影展得到不少奖项。这两部作品自然无法在大陆公映，广播局还对他颁下禁令，使他不能受雇于国营的影视单位工作。但张元我行我素，自寻出路，先后与段锦川完成以天安门为题的纪录片《广场》，及为崔健拍摄音乐短片《最后一枪》和《一块红布》等。***对张元的打压反而令他在海外的声名大噪，工作机会接踵而来。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解除对张元的禁令。那时中国的经济已进一步市场化发展，外资的涌入，经济体制的松绑，民众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官方对个人和企业的制肘亦相对以往减弱，对独立电影人的禁令再难以发挥威慑作用。
小型数码机普及拍片活跃
二○○○年前后，小型数码录象机开始普及，价钱相宜，令摄制成本大大降低，加上经济发展促使更多酒吧、书店、俱乐部及小资生活模式应运而生，影片的放映机会和渠道大增，独立电影可半公开放映，不再局限于私人场所和学校内，因而吸引更多人参与摄制纪录片的行列，拍摄的题材更趋广泛。较受关注的摄录对象，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城市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如民工、拾荒者、上访者、拆迁户、性工作者、同性恋者等，作品有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艾未未的《盒子》、赵大勇的《南京路》、赵亮的《上访》等。
二、农民：作品有陈为军的《好死不如懒活着》，反映河南艾滋病问题、胡吗个的《三个留守青年》，反映湖北山区留守农民的困境、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等，描述在甘肃贫困县的生活状态。
三、儿童及学生：作品有张以庆的《幼儿园》、周浩的《高三》、陈为军的《请投我一票》等。
四、个别行业的工作者：作品有潘惠琪的《侦探》（私家侦探）、郭熙志的《喉舌》（新闻工作者）、杜海滨的《人面桃花》（男反串女的表演者）、周浩的《冬月》（河南村干部）等。
五、天灾人祸：作品有王利波的《掩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徐辛的《克拉玛依》（一九九四年烧死近三百学童的克拉玛依大火）、艾晓明的《我们的娃娃》（二○○八年的汶川地震）、陈富和沈世平的《三峡别哭》（九十年代开展三峡工程以来对环境和民生的影响）等。
六、个人及家庭经历：作品有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王兵的《和凤鸣》、林鑫的《三里洞》、彭小莲的《红日风暴》、张天辉的《再见北京》等。
此外，二○○○年以后，有多名学者及文化人持续举办放映和交流活动，包括广州的欧宁、邓启耀、北京的朱日坤、张献民、栗宪庭及今年初英年早逝的云南学者杨昆等，皆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重要推手。目前中国三个与独立电影有关的大型民间活动得力于他们的热心推动，持续至今──
一、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二○○三年在云南昆明创办，每两年举行一次。
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二○○三年在北京创办，每年春夏之交举行，六年来共放映近三百部影片。
三、北京独立电影展：二○○六年起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主办，原称北京独立电影论坛，二○○九年改为现时的名称，每年秋季在北京市郊的宋庄举办。
四、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二○○三年在南京创办，每年五月举行。
总体而言，二千年来的民间放映活动遇到的阻力较前十年为少，但要放映题材严重犯禁的影片，依然会触动***官僚的神经。例如二○○五年的第二届北京（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原定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最后由于校方禁映，被迫迁往一个旧工厂区的影楼举行。而二○○七年的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胡杰的《我虽死去》入选而遭到当局干预，被迫公开宣布停展，低调改往大理举行。
视频录像传播如鱼得水
二○○五年是中国录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年，由美国人创办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正式面世，它仿如一支强心针，令录像传播如鱼得水，大陆自行研发的视频网站土豆网、优酷网等亦陆续抢滩登场。近年手机的录像功能日渐方便易用，使人人皆为摄录者的年代终于来临，这对活在讯息不流通的国度，及经常申诉无门的大陆民众来说，尤为重要，不用依赖媒体人，也可自行把他们受压迫的实况传播开去。官僚和恶棍的罪行、丑行在镜头下更无所遁形。
一段视频促使一名干部受罚最经典事例，要算是二○○八年的林嘉祥调戏少女事件。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的林嘉祥在一家酒楼晚宴喝酒后上厕，途中遇着一名十一岁的少女。少女指林嘉祥强行将她拉入洗手间，意图不轨，少女挣脱后跑回酒楼大厅告知父母，林嘉祥追至，双方争执，林嘉祥的态度极为恶劣，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番狂言短片上网后，立即激起民愤。最后林嘉祥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你们这些人算个屁！」也顿成网上热话，并因此产生一个流行词「屁民」，意指官方眼中的老百姓。
此外，近年多宗轰动一时的群众事件，如湖北石首事件、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新疆五七骚乱等，不少网民都第一时间把现场画面向外界传送。***当局察觉视频网站的威力，在二○○九年初便全面封锁YouTube，并不准大陆的视频网站上载「犯禁」影片。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网***用各种翻墙技术，及转用其它海外视频网站传播录像，继续与专制政权拼劲博奕。
胡杰和艾晓明的纪录片
过往十年，胡杰和艾晓明是最早触及***重大政治禁忌的两名摄录者，他们清楚自己的作品在民间影展放映，会招来麻烦，所以转向知识分子群体内低调传播，但依然引起社会广泛回响，再次证明「有麝自然香」，而越要隐瞒的事情，越多人想知道。胡杰在二○○四年推出的《寻找林昭的灵魂》、二○○六年的《我虽死去》、以及今年初完成的《我的母亲王佩英》，同是述受***政权迫害至死的受难人经历，不少大陆年青人看后都有所触动，惊讶祖国有过这样的历史。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自二○○五年开始亲自拿起摄录机，走进多宗维权事件的现场直击报导，并透过学术讲座，到处宣讲，把维权行动与录像摄制积极配合起来。她的行径惹来***官方高度警戒，多次阻止她出境前往香港参加学术活动，及干预她在北京高校的放映活动，今年初她申请往法国巴黎领取西蒙·德波娃女权奖，亦无法成行。
然而，中国新纪录运动的征途依然人潮不断，有志者无惧狭逢逆境，努力寻找一片天。近期还有艺术界名人艾未未和更多热心的录像爱好者加入此行列，借助录像为兵器，对付社会各式各样的暴力行为。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三花》、《冯正虎回家》、关于杨佳案的《一个孤僻的人》和《王静梅》，迅速在网上热播热论，可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老话精准实在，以为愚民政策可巩固江山的专制政权，何时才会领悟个中真谛？
林 渊
●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一批自由派影视工作者，突破官方体制，从地下到公开、上网，掀起一股独立制片运动，受到民众和国际的赞许。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纪录运动，视像摄录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它不再是昂贵及被专业拍摄者垄断的活动。摄录的、被摄录的、观看的、以至受视频录像影响的人和事都越来越多。透过形形色色的录像作品，人们寻回一些被隐藏歪曲的历史面貌，及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以外的社会现象、人生百态，它帮助民众了解中国国情，启迪思考，也成了反抗强权、争取公义的有效工具。
***事件之后独立电影兴起
八九年***事件后的中国社会，虽然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但仍有一批性格反叛及富开拓精神的电影工作者，敢于突破官方的体制规范，另辟途径，寻找自由空间。他们有些专拍纪录片，或剧情片，有些两种片种皆拍（如张元、贾樟柯等），使当时仍受到官方牢牢控制的中国电影行业，冒起了一批起初被名为地下电影，后来又称为独立电影的录像作品。
有研究者形容在八十年代后期曾任职电视台记者、编辑和戏剧制作人的吴文光，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意义，相当于崔健之于中国的摇滚乐。他在一九八八至九○年摄制的《流浪北京》，拍下了五名浪迹北京的艺术家（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牟森）的生活，表达的内容和手法，完全打破官方惯用的模式，被视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先锋之作。此片在九一年参加了多个电影节，包括香港国际电影节、伦敦国际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开始在海外崭露头角。吴文光其后又摄制了《一九六六，我的红卫兵时代》，访问了五位曾经是红卫兵的人物（刘龙江、胡晓光、徐友渔、黄玲、田壮壮），获得一九九三年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的小川绅介奖。
与吴文光同期的独立纪录片摄制人，如段锦川、郝智强、张元、蒋樾、时间、王子军等，工作或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电影有关。这群先锋人物在一九九一年六月曾在北京成立「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小组」，并在高校内举办过较大型的「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为中国的纪录片制作注入新动力。这期间，香港及海外热心的同业提供了不少支持和国际交流机会，但专制的***官僚很快就对这股自由风气加以排斥，采取了多次封杀行动。
较触目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九二年，时任中央电视台专题组的时间（人名），由一九八八年起，时间以四年摄制了一辑环绕天安门为话题的纪录片《天安门》，虽然这作品是体制内的制作，却因题材敏感，被当局认为「调子太灰」，下令禁播。时间于是擅自将此作品拿到香港电影节放映，央视获悉后即以版权为由，力阻《天安门》在香港放映，时间亦因而受到调职处分。到了一九九四年，中国广电部下发通知，就王小帅、何建军等一批年青导演带同未经当局审批的电影参加鹿特丹电影节而予以处罚。香港电影节在九四及九五年因放映多部大陆的独立电影，与广电部官僚闹得不欢而散，***当局连续两年杯葛香港电影节，抽起已公布参展的中国电影。
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元，是这期间著名的叛逆人物。他毕业后没有加入影视单位，自筹资金拍摄了两部剧情片：《妈妈》和《北京杂种》，反映当时中国年青一代的生活面貌，在海外的影展得到不少奖项。这两部作品自然无法在大陆公映，广播局还对他颁下禁令，使他不能受雇于国营的影视单位工作。但张元我行我素，自寻出路，先后与段锦川完成以天安门为题的纪录片《广场》，及为崔健拍摄音乐短片《最后一枪》和《一块红布》等。***对张元的打压反而令他在海外的声名大噪，工作机会接踵而来。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解除对张元的禁令。那时中国的经济已进一步市场化发展，外资的涌入，经济体制的松绑，民众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官方对个人和企业的制肘亦相对以往减弱，对独立电影人的禁令再难以发挥威慑作用。
小型数码机普及拍片活跃
二○○○年前后，小型数码录象机开始普及，价钱相宜，令摄制成本大大降低，加上经济发展促使更多酒吧、书店、俱乐部及小资生活模式应运而生，影片的放映机会和渠道大增，独立电影可半公开放映，不再局限于私人场所和学校内，因而吸引更多人参与摄制纪录片的行列，拍摄的题材更趋广泛。较受关注的摄录对象，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城市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如民工、拾荒者、上访者、拆迁户、性工作者、同性恋者等，作品有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艾未未的《盒子》、赵大勇的《南京路》、赵亮的《上访》等。
二、农民：作品有陈为军的《好死不如懒活着》，反映河南艾滋病问题、胡吗个的《三个留守青年》，反映湖北山区留守农民的困境、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等，描述在甘肃贫困县的生活状态。
三、儿童及学生：作品有张以庆的《幼儿园》、周浩的《高三》、陈为军的《请投我一票》等。
四、个别行业的工作者：作品有潘惠琪的《侦探》（私家侦探）、郭熙志的《喉舌》（新闻工作者）、杜海滨的《人面桃花》（男反串女的表演者）、周浩的《冬月》（河南村干部）等。
五、天灾人祸：作品有王利波的《掩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徐辛的《克拉玛依》（一九九四年烧死近三百学童的克拉玛依大火）、艾晓明的《我们的娃娃》（二○○八年的汶川地震）、陈富和沈世平的《三峡别哭》（九十年代开展三峡工程以来对环境和民生的影响）等。
六、个人及家庭经历：作品有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王兵的《和凤鸣》、林鑫的《三里洞》、彭小莲的《红日风暴》、张天辉的《再见北京》等。
此外，二○○○年以后，有多名学者及文化人持续举办放映和交流活动，包括广州的欧宁、邓启耀、北京的朱日坤、张献民、栗宪庭及今年初英年早逝的云南学者杨昆等，皆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重要推手。目前中国三个与独立电影有关的大型民间活动得力于他们的热心推动，持续至今──
一、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二○○三年在云南昆明创办，每两年举行一次。
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二○○三年在北京创办，每年春夏之交举行，六年来共放映近三百部影片。
三、北京独立电影展：二○○六年起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主办，原称北京独立电影论坛，二○○九年改为现时的名称，每年秋季在北京市郊的宋庄举办。
四、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二○○三年在南京创办，每年五月举行。
总体而言，二千年来的民间放映活动遇到的阻力较前十年为少，但要放映题材严重犯禁的影片，依然会触动***官僚的神经。例如二○○五年的第二届北京（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原定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最后由于校方禁映，被迫迁往一个旧工厂区的影楼举行。而二○○七年的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胡杰的《我虽死去》入选而遭到当局干预，被迫公开宣布停展，低调改往大理举行。
视频录像传播如鱼得水
二○○五年是中国录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年，由美国人创办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正式面世，它仿如一支强心针，令录像传播如鱼得水，大陆自行研发的视频网站土豆网、优酷网等亦陆续抢滩登场。近年手机的录像功能日渐方便易用，使人人皆为摄录者的年代终于来临，这对活在讯息不流通的国度，及经常申诉无门的大陆民众来说，尤为重要，不用依赖媒体人，也可自行把他们受压迫的实况传播开去。官僚和恶棍的罪行、丑行在镜头下更无所遁形。
一段视频促使一名干部受罚最经典事例，要算是二○○八年的林嘉祥调戏少女事件。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的林嘉祥在一家酒楼晚宴喝酒后上厕，途中遇着一名十一岁的少女。少女指林嘉祥强行将她拉入洗手间，意图不轨，少女挣脱后跑回酒楼大厅告知父母，林嘉祥追至，双方争执，林嘉祥的态度极为恶劣，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番狂言短片上网后，立即激起民愤。最后林嘉祥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你们这些人算个屁！」也顿成网上热话，并因此产生一个流行词「屁民」，意指官方眼中的老百姓。
此外，近年多宗轰动一时的群众事件，如湖北石首事件、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新疆五七骚乱等，不少网民都第一时间把现场画面向外界传送。***当局察觉视频网站的威力，在二○○九年初便全面封锁YouTube，并不准大陆的视频网站上载「犯禁」影片。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网***用各种翻墙技术，及转用其它海外视频网站传播录像，继续与专制政权拼劲博奕。
胡杰和艾晓明的纪录片
过往十年，胡杰和艾晓明是最早触及***重大政治禁忌的两名摄录者，他们清楚自己的作品在民间影展放映，会招来麻烦，所以转向知识分子群体内低调传播，但依然引起社会广泛回响，再次证明「有麝自然香」，而越要隐瞒的事情，越多人想知道。胡杰在二○○四年推出的《寻找林昭的灵魂》、二○○六年的《我虽死去》、以及今年初完成的《我的母亲王佩英》，同是述受***政权迫害至死的受难人经历，不少大陆年青人看后都有所触动，惊讶祖国有过这样的历史。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自二○○五年开始亲自拿起摄录机，走进多宗维权事件的现场直击报导，并透过学术讲座，到处宣讲，把维权行动与录像摄制积极配合起来。她的行径惹来***官方高度警戒，多次阻止她出境前往香港参加学术活动，及干预她在北京高校的放映活动，今年初她申请往法国巴黎领取西蒙·德波娃女权奖，亦无法成行。
然而，中国新纪录运动的征途依然人潮不断，有志者无惧狭逢逆境，努力寻找一片天。近期还有艺术界名人艾未未和更多热心的录像爱好者加入此行列，借助录像为兵器，对付社会各式各样的暴力行为。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三花》、《冯正虎回家》、关于杨佳案的《一个孤僻的人》和《王静梅》，迅速在网上热播热论，可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老话精准实在，以为愚民政策可巩固江山的专制政权，何时才会领悟个中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