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

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

笑蜀

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数字时，四川省政府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迄今仍不能确定。不能确定的原因，则是难度太大，“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 http://www.tecn.cn )
难当然难，要不难，还要政府干什么。但是不是难到了如此地步，竟至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过去，竟至祭日将临，仍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却是大可玩味。 ( http://www.tecn.cn )
多亏公民艾未未站出来，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事的难度远没有那么夸张。他通过网络信息线索，对地震重灾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到今天即2009年3月28日止，他查证的死难学生名单，已多达3309人，学生姓名，所属学校班级，家长姓名，家庭住址，所有关键信息一应俱全。 ( http://www.tecn.cn )
公民艾未未能做到的事情，堂堂地方政府做起来有多难？已经不需要太多逻辑，从这一事实本身，足可见地方政府到底有几分诚意。 ( http://www.tecn.cn )
那么，地方政府都干什么去了？最近一则报道，可以给我们提示思考的方向。新华网成都3月27日电，“倍受各界关注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方案已经出炉，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 http://www.tecn.cn )
这是一个气势恢弘的工程，占地27平方公里，投资23亿元。“届时，游客可通过地面交通、水上游线及空中索道前往唐家山堰塞湖。”去年6月6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宣布地震遗址博物馆已两度论证的消息时，特别强调：地震遗址博物馆不是旅游场所，它是保持历史记录的文物，也是供人们凭吊、寄托哀思的一处纪念地。但现在的整个方案设计，基本上就是以旅游为主题，说得再白一点，打的就是孔方兄的主意。 ( http://www.tecn.cn )
方案理直气壮地指出：地震遗址博物馆景观是由点、线、面组成的山、水城景观系统，具体可分为周边山体景观面、县城遗址景观带、龙尾山景观带、堰塞湖景观带等。 ( http://www.tecn.cn )
方案明确宣布：“考虑遗址博物馆对地区发展带动作用，建议拓展遗址博物馆的直接影响区。”为此，专门设计了东南西北4个入口、东西两条“蝴蝶状”的环线，以融入四川旅游网络。所谓“2小时游线，4小时游线，6小时游线”的宏图，亦联翩展开。 ( http://www.tecn.cn )
如此，则博物馆落成之日，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清明灾区图揭彩之日，应不难想象。
遗址博物馆某种程度的异化，已是显而易见。600万犹太人死于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道灾难，难道不比汶川大地震更震撼？但世上何来奥斯维辛景观带？无论以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为主体的殉难者纪念馆，还是耶路撒冷的哭墙，都那么简朴，那么内敛，然而丝毫无损庄严和神圣，足以寄托后人哀思。 ( http://www.tecn.cn )
且不谈23亿工程投入中会有多少跑冒漏滴，就算都用到遗址博物馆上，其铺张其浮华其轻佻，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把苦难商业化，娱乐化，遗址博物馆的这种异化趋势，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轻忽。 ( http://www.tecn.cn )
从这种对生命尊严的轻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死难学生统计迄今仍遥遥无期。我们姑且同意，统计工作确有一定难度，但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级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完整的学生花名册。以现代化的统计手段，稍加重视，从头查起，何至于始终只能含糊其辞？何况，即便现在没有最后结果，也应该告诉公众到底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吧？为此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已经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近期中期还打算做哪些工作，到底哪天给公众一个郑重的交代，这方面有没有规划？它们不应该是国家秘密，在强调政府信息公开之当下，它们都应该及时通报公众吧？如果连这些起码的程序都一律阙如，只抽象地强调一个难字，而利用地震灾难开发观光旅游却搞得轰轰烈烈，要人相信地方政府确实对生命负责，而不是只对孔方兄负责，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 http://www.tecn.cn )

（原载《东方早报》，发表时有改动）据天益社区，作者授权天益发布，2009-03-29 11:41:36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ecn.cn）

[五柳村补充] "艾未未博客发布的5.12遇难学生名单" 被“私有”或已删除

2009-03-27 17:17:27
Blogbus发来日志锁定通知

尊敬的用户：
您好！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日志 "艾未未博客搜集发布5.12遇难学生名单" 已被我们设置为私有，您无法公开。我们知道您写日志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该篇日志隐藏。非常抱歉，望您谅解！
您是我们的重要用户，我们重视您在大巴上的体验；但为了保证能为您提供安全、稳定的服务，请遵守您和我们之间的约定（http://www.blogbus.com/about/blogserviceterm.html）。

五柳村的这篇日志，不过是介绍了艾未未博客中的有关内容，是不是艾未未博客中的名单也被删除了？当即去访问，发现确有被删除的，但又有补充，新发出的是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二十四)　09.03.28(2009-03-29 08:47:55)

下面是艾未未博客中已发出的名单目录：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二十四)　09.03.28(2009-03-29 08:47:55)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二十三)　09.03.28(2009-03-29 08:21:41)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二十二)　09.03.28(2009-03-29 00:44:43)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二十一)　09.03.28(2009-03-28 23:04:01)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二十)　09.03.28(2009-03-28 18:02:13)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九)　09.03.28(2009-03-28 07:39:10)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八)　09.03.28(2009-03-28 07:38:31)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七)　09.03.27(2009-03-27 22:59:10)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六)　09.03.26(2009-03-26 22:01:23)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五)　09.03.26(2009-03-26 21:59:34)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四)　09.03.26(2009-03-26 21:53:49)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十三)　09.03.26(2009-03-26 10:44:58)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十二) 09.03.23(2009-03-23 23:23:55)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十一) 09.03.23(2009-03-23 23:23:06)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十) 09.03.22(2009-03-23 18:32:13)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九) 09.03.22(2009-03-23 18:24:00)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八) 09.03.22(2009-03-23 18:17:24)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 (七) 09.03.21(2009-03-23 18:05:03)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 (六) 09.03.21(2009-03-23 17:46:53)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五）09.03.20(2009-03-23 17:44:36)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四）09.03.20(2009-03-23 17:22:49)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三）09.03.18(2009-03-23 17:19:54)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二) 09.03.17(2009-03-23 17:07:47)
被删除文章 5.12遇难学生名单补充（一) 09.03.17(2009-03-23 17:05:04)

了 。

辽宁200官员赴日招商一埸空

辽宁200官员赴日招商一埸空：5千万日元打了水漂

DWNEWS.COM-- 2009年3月15日(京港台时间)

亚洲周刊毛峰／日本遭遇全球最剧烈经济衰退，中国辽宁二百高官却前往「招商」，投资合作签字仪式实在无项目可签，只能取消。辽宁官方以「低调」为由，要求媒体勿拍照、勿摄像和勿报道。面对战后最严重经济困局，日本遭遇比西方及亚洲其他经济体更为剧烈的经济衰退。此刻，中国辽宁省市级高官等二百人浩浩荡荡赴日「招商引资」。其成果除了大把大把地花费了不下五千万日圆（约合五十万美元）的国民税金外，也给日本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辽宁真有钱，不顾金融海啸之困难，公费出国打造「集权美学」，淋漓尽致发挥「最大最强」效应。日本《新华时报》总编苏灵认为，在今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政府的人民币四万亿(约合五千八百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案成为焦点议题。其实，中国在落实保内需、保民生、保稳定的措施时，还应切实以公开透明的问责制来抑制蔓延成风的公费出国、公费吃喝和公费用车的「三公」现象。以招商引资为名的辽宁省访日代表团以省长陈政高为首，主要成员包括了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对外经贸合作厅厅长、省外办主任、省发改委和省经委主任等省级官员，还囊括了辽宁省下辖的鞍山、抚顺、本溪、丹东等十四个市的市长，其中作为副省级的大连市、渖阳则有副市长同行，整个招商团总人数达到了二百人。规模如此庞大的招商团採用了近年来大陆官员十分喜欢的赴日韩招商路线图，即从国内先飞赴日本关西大坂，再到东京，然后飞韩国釜山等地回国。仅以辽宁招商团二月三日至七日在日本大坂、东京的吃住行，在东京等举办辽宁省投资说明会以及宴请日本工商界人士等开支算，其总费用约达五千万日圆。使用如此庞大的公费赴日招商，究竟取得了多少实效？恐怕只有「钱是公家出，乐由自己享」的结论。世界金融海啸令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遭遇空前的经济衰退。日本内阁府公布的资料显示，零八年第四季度日本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七，其季度降幅是同期美国的三倍，欧元区的两倍，是三大经济体中最糟糕的。日本财务省发表的零八年四季度法人企业统计表明，企业经常利益较前年同期激减了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其中製造业的收益更是锐减九成以上。作为日本支柱产业的汽车和电机业均陷入了严重亏损的困境，丰田汽车将截止到今年三月的零八年度经营业绩从盈利五百亿下调至亏损三千五百亿日圆。在九大电机厂商中，日立公司预计淨亏损将达七千亿，松下将出现三千八百亿的亏损并将在全球关闭二十七个生产点。NEC因半导体相关业绩的大幅恶化还决定裁员二万人，索尼公司则计划在全球消减包括非正式员工在内的一万八千人。以三菱日联集团为首的日本六大银行集团公布的零八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受世界金融危机导致股市暴跌影响，六大银行集团因对所持股票进行减损处理等造成的亏损共计约九千九百亿日圆。

在日本各行各业遭受金融海啸打击，犹如泥菩萨过河般自身难保的严峻困境里，辽宁赴日招商引资之举，无疑是「不问青红皂白」，遭遇日方冷遇也是可想而知的。在二月五日于东京召开的辽宁省投资说明会上，原计划安排象徵性的辽宁与日本投资合作专案签字仪式也因实在无专案可签而只能取消。省长陈政高在讲话中除了「自讚自唱」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成绩外，还表示出辽宁有实力对日本进行投资的「自信与乐观」。与会的日商惊讶不已：辽宁真有这揦强的实力吗？另一方面，主办投资说明会的辽宁省有关人士却以保持「低调」为由，要求前往採访的所有记者不要拍照、摄像和报道。这使在现场的日本NHK电视台等记者大惑不解：辽宁省长带领如此庞大的代表团来日招商引资，耗费如此多的财力召开说明会，还提出「进军日本」的新目标，却为何要拒绝记者的拍摄报道呢？辽宁作为中国传统工业基地，曾长期背负国有企业改制、职工脱困的沉重包袱。在二零零零年，整个辽宁省有一百万登记失业人口，一百五十万下岗离岗职工，还有近一百六十万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至二零零四年，辽宁全部地方国有企业盈利户只佔四成，有百分之六十依然亏损。截止到二零零七年底，辽宁四十家地方国有大型企业中，仍有百分之十尚未完成股份制改造，登记求职人员中下岗职工仍有三十一点四万人。同时，辽宁还有一百四十万之多的贫困群体。去年全省保障贫困群垄基本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为人民币二百二十六元。而在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渖阳市教育工作会议上，渖阳市提出了将在今年内完成「一乡一校」的建设任务，全面实现农村学校从平房到大楼的历史性跨越。据去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称，全省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收支任务异常艰巨。零八年全年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一千三百五十六点一亿元，财政支出为二千一百五十二点九亿元。这显示了其财政支出仍大大超过收入。辽宁省无论从解决民生问题还是财政增收减支、严格预算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日本富士通总研高级主任研究员朱炎对亚洲週刊说，日本不仅大企业经营业绩严重恶化，中小企业同样叫苦连天。今年一月日本工作机械订单较去年同月又减少了八成四，百货行业营业额连续十一个月下挫，日本整个经济在萎缩，海外投资也在收缩。零八年日中贸易额十年来首次呈现出减少，去年日本对华投资也较前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七。在这种背景下，辽宁省不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赴日盲目招商引资根本无必要。当然，这还不仅仅是辽宁省的问题，中国内地很多省市都有这种「花钱打水漂」的情况，只不过是浪费程度规模不同而已。据透露，中国每年各级公费出国、公费吃喝和公费用车的开销高达九千亿元，其中公费出国就达三千亿，行政支出和行政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惊人的。日本《新华时报》总编苏灵认为，辽宁省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金钱，形式上是来日本招商引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它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效果。同时它还是一种「集权美学」的典型表现，即一省之长一旦出行，就要辖下所有城市的市长陪同，显示其大权在握的荣耀。

苏灵还说，这「出访」也是中国权力不受制约的痼疾。它助长了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也为弄虚作假和挥霍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而浩浩荡荡「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掉的是励精图治的决心与忧患意识，浪费掉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和实事求是谋发展的良机。

石天河：与海外华人朋友谈中国的现状与希望

与海外华人朋友谈中国的现状与希望
石天河

中国由于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国家统一的朝代较多，国家分裂的时候较少。所以，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比较强。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海外的华人，对祖国的兴衰，仍然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国内情势的变化，往往反反复复、光怪陆离，不能不使许多海外的华人朋友，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惊诧莫名，时而痛心疾首，时而仰天长叹。不管是赞赏、是批评、是辩护、是诅咒，都是对祖国命运关怀的表现。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海外的华人朋友，毕竟由于时代环境的悬隔以及地域政治文化习染之不同，对祖国的某些情况，不能不有些雾里看花的模糊感。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又非常特殊，非常多，又非常突兀，其中使人歌、使人哭、使人遗憾、使人怨怒的事，几乎年年都有，因而中国的前路究竟会走向何方，似乎成了个难猜的谜。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成就之大，是举世瞩目的；但中国为这种经济成果所付出的牺牲之惨（包括用“世界最低价的劳动”、“廉价输出不可再生的资源”、“忍受普遍污染的生态环境”，换取巨额“外汇”来买美国债券等等），又是无法细算和不堪言说的。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摆脱了“个人迷信”，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通过市场经济走向了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道路，对亚洲友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友好互助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平等互惠的政策，对香港、澳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促进国家统一的政策，近些年还在国内实行了取消农业税、对城乡贫困人口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以及在义务教育、贫困生上大学的贷款、补助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有利于学生解困的措施。与建国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毛泽东时代”相比，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可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难于起步，贪污腐化之久治不愈，贫富两极之差异悬殊，官民冲突与群体事件之日见紧张，又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小康社会”是不是名不副实？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不是仍然处于徘徊踱步、逡巡不前、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望的状态？

特别是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中国在接连遭遇雪灾、大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之后，又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在社会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潜伏于执政党内部的反改革保守势力和久已失去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毛派”极左势力又忽然抬头，并急剧开始了他们一阴一阳如有默契的活动。保守派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保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阻止和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进程；而“毛派”极左势力则野心勃勃地企图夺取国家政权、恢复“毛派”臭名昭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统治，使他们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两种势力，在最近，有一种互相呼应的趋势。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在报刊和互联网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公开与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唱反调的否定“普世价值”的理论文章。这类文章，名为批判西方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胡温“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为经济建设指针”、“承认民主、自由、人权等也是中国政府要尽力实现的普世价值”等等（即民间舆论称之为“胡温新政”的纲领性内容）进行攻击。其尤为使人感到滑稽与讶异的表现，则是“毛派”极左势力公然以“中国毛主义共产党”的名义，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在个别大城市散发传单的方式，宣布了他们的党章与纲领。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现政权（他们称之为“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这类现象，在海外的华侨和华裔人士的心目中，是可能引起一些惊异甚至会有目迷五色之感的。所以，我想，就这些问题，谈一谈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以供海外华人朋友的了解与思考，是有必要的。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且过于滞后，法治监督和舆论监督都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就使得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能够通过公正合理的分配而为全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相反地，由于“一党专政”体制的积弊以及各方面政策的某些失误，使得一些共产党内的权贵人物及其亲属，从改革初期起，就以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地形成了一个暴发的权贵阶层。同时还派生出卖权、卖地、卖官、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的官场腐败风气。这个权贵阶层发展得很快，他们凭借在党、政、工、商各界、及与公安、法院、银行等政法金权部门的关系网，进行着各种合法的垄断与非法的钻营，很快就成为掌握国家财经命脉的超级人物。并凝聚成为中国社会上层的一种保守势力。为了保守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逐渐成为反对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派，成为民主宪政的拦路虎，成为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唱反调的歪嘴子王爷。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现在还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兴风作浪，觊觎大位，为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而进行各种活动，以阻碍改革开放的核心课题——“民主宪政”的进程。

从前，邓小平在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作打破僵局之设计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他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由于没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与广泛的民主舆论的监督，在“一党专政”体制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因改革开放而“先富起来”的人，就只能是与执政党沾亲带故因而处于利益前沿的那些人。而这些人一旦成为了一个攫取了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他们就非但不会成为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的中坚力量，反而因“一阔脸就变”而变成了反对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挠着改革的前路。——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由于先天不足而导致的“前锋倒戈、中军驻马”的怪现象。

至于说到极左派的反改革势力，他们的历史渊源比当前的保守派更长。他们基本上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权利场中失去了中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分子。可以说，他们是死抱住毛泽东灵牌继续顶礼膜拜的孤臣孽子，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文革”极左政治路线遗留的精神毒品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这些人，早在邓小平还在世的时候，就在他们所主持的《中流》等刊物上，发表“名为反修、实为批邓”的各类文章，与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方针对着干。其后就长期保持着这样一种“把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把历届中央领导全都视为修正主义集团”的立场，即所谓“党内反对派”的立场。中央领导号召“发展生产”，他们就批判“唯生产力论”；中央领导提出“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理论”，他们就批判“崇洋媚外”；国家实行“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他们就认为这是“卖国”。本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和具体作法上，是有得有失的 ，是应该容许批评的。但他们的批评完全采取笼统的、不顾事实、抹杀一切的“以极左立场反改革”的敌对态度，他们的语言也完全继承了“文革”时的“大批判”语言，他们的思想也完全是原教旨主义式的毛泽东极左思想：“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反帝反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那一整套。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是完全脱离实际、与世界潮流和中国的进步性发展南辕北辙根本不相容的，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就承载着十三亿人的复杂性；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事情的得失难斉，以及“文革”后中共干部素质的鱼龙混杂，国家上层决策机制之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就使得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策性失误，成为不可避免。由是，极左派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攻击，也就不无可乘之机。特别是在国企改革时，在事先全无对失业者生活保障考虑的情况下，使大量工人骤然下岗，使工人由“国家领导阶级”骤然跌落到被弃置街头的无业游民的地位，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体性的怨愤。在国企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把中小企业产权转为私有制的时候，出现了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即无偿地转归私人所有）的弊端。在私营企业开业、建厂的审批，以及产品的上市检验等各个环节，掌握着审批、检验大权的政府干部，利用权钱交易而贪污受贿的情况，逐渐习以为常，并由此而使贪污腐败的风气遍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在各地的开发区，官商勾结，圈占土地，不依法理强制拆迁的事件，多次招致城乡人民的维权反抗，甚至酿成血案。许多大中城市的警察与城管人员，在维护城市秩序或市容的工作中，由于缺乏“权限”教育与“人权”观念，往往野蛮执法，动辄伤人或非法拘禁，也使老百姓感到，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已经不再代表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利益，完全官僚化了。而商家拉拢政府官员的手段也越来越多，点子越来越精，所谓“红包开路、金砖敲门、美人牵线、宴会结盟”，就使得政府大大小小的贪官，一串串一团团一群群一队队地掉下污泥地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声誉，没有能经得住执政时期的考验。以致民间在谈论“反贪污”的时候传开了一个笑话，说：“如果把共产党的官员全部杀掉，那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只杀一半，那肯定有人漏网。”这虽然只是一个民间用来泄愤的笑话，但它确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一党专政”体制在没有民主监督情况下陷于普遍腐败的严重不满。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极左派抓住某些现象对中共领导人发难，竟出人意料地还能获得一小部分人的附和与赞许。这是奇怪的，在“文革”以后，早已为万人唾骂的极左派，现在居然还能以极左言论来蛊惑群众，岂不奇怪吗？——他们崇拜的毛泽东极左路线把中国搞得“万姓为奴，一人专制；打砸抢烧，国无宁日；摧残文化，诛灭智识；饿殍遍野，千村空室；爨骨为炊，人自相食；舆论禁绝、谄媚成风；忠良惨死、暴徒横行、道德丧亡、人性沉沦；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几乎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他们现在还有脸来批评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促进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政权吗？显然，极左派的批评是无足挂齿的。但他们在“文革”后居然还能抬头，并公然进行政治活动，还能有一定的市场，这却是值得深思的。汉朝的贾谊在《过秦论》里面所说的“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执政者不可忘怀的警示意义。

保守派的“前锋倒戈”，极左派的“死灰复燃”，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呢？这并不能怨保守派不争气，也不是由于极左派有什么特殊能耐，这主要是中国改革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受环境影响，使得改革在起步的时候，就带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中庸之道”与“不敢为天下先”的老毛病。这病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文革”后没有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错误政策，以及他一贯独裁专制、违反党章宪法、肆意践踏民主法制，残害党内同志、残害知识分子、残害全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进行全面清算与彻底批判。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失误。

“文革”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正确施政方针。这些都是做得很对、很及时的。但是对毛泽东所作的“三七开”、“功大于过”的结论，是不符实际的。是在“为尊者讳”的封建意识支配下，因怕出乱子而对毛泽东所遗留的极左势力妥协让步的表现。依据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所揭示的材料，原先给毛泽东作“三七开”“功大于过”结论的邓小平，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谈到对毛泽东应该重新评价的问题。邓小平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根据江泽民当时的提议，“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在座。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对毛泽东重新评价，是早已备案的。其所以牵延至今，主要还是中央领导人心中存在着某些顾虑，在各种阻力面前难于决断。

首先，邓小平自己不愿在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批毛”，是由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他是被毛泽东打倒过的人，他要避“报复”之嫌。二、在从“反右”到“文革”前这一段时间，他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所犯的严重罪错，他虽然确实无力纠正，但作为党的总书记，他一直是错误路线“瞎折腾”的主要执行人之一。如果由他发动“批毛”，他觉得别人（特别是党内的极左分子）会说他把罪责全都推给毛泽东，是为了洗白自己。甚至，有可能因“批毛”而引火烧身，影响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威信。三、邓小平自己是一个没有民主素养的人，他对毛泽东的许多罪错的认识，都停留在从历史事实“就事论事”的浅表平面上，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罪错的根源是“专政”理论及“专政”体制结出的恶果。他自己还想“萧规曹随”地继承毛泽东的“专政”统治地位，他不知道如果不“专政”中国是否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他当时只想由自己掌权把中国稳定下来，把“文革”留下的烂摊子整顿好，把改革开放搞出一个头绪，让改革派的势力成长起来，自己就算完成历史任务了。“批毛”的事，就留给后来人去作。（他自己后来也由于“专政”而犯错误，违反党章的规定程序，两次武断地把对“改革开放”有开创之功、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崇高威信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废黜，就足以表明他对毛泽东罪错的感受虽然刻骨铭心，理性的认识却是很不够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设计与推进，有盖世功劳，但他的这两次错误，却成了中国改革事业的终天之憾。）而“文革”后没有对毛泽东进行深入批判，就给改革留下了无穷后患。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启动对“一党专政”体制的根本性改革。甚至在自己国家一再出现政治失误，国际上出现苏联东欧剧变，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在全世界退潮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从理论的科学考查和历史的实践验证中去认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误。对过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失败及现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弊病，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以求改弦更张。中央领导集团，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取向，在理论上似乎心猿意马，在行动上又似乎举棋不定。这不能不形成中国改革目前的困境。

自邓小平下台以后，中国形势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由于1989年的“六四风波”，引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群起攻击。这种“人权压力”，不能不使继邓小平之后担任国家领导的第三代领导人，把应付外来压力，稳定局势，拘押国内“民运分子”，软禁赵紫阳，清除党内同情“民运”的“紫色党员”，放到了政治工作“重心”的地位。这样一来，不断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放逐改革派”，强化“专政”体制，就使毛泽东遗留的左派势力，又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部门掌握了作威作福的权力，对舆论的控制一度几乎又回到了“文革”时期的状态。非但不许“批毛”，甚至报刊上连“反右”、“文革”的历史都不许谈论。后来，虽然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人都逐渐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只是学生自发的“反官倒”民主运动，并没有某些人虚假汇报的“受外国操纵”、“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等等“莫须有”的情况。可是，事已至此，为了维护“共产党没有错”的体面，反制“人权压力”、扼制“民运活动”、“巩固专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执政党的政治取向。即使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相继接班的长时期中，曾经有过对民间舆论“宽松”的态度，但实际上，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继续抗衡，在国内只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而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了中国改革的特色。

这种特色，中国官方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在民间舆论的分析中，则被认为是“打左灯、向右拐”的特色。即一方面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一方面则在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发展生产、进行资本主义的历史补课。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补课”是必要的，这种作法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是取得了重大成果的。其缺点，只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级“专政”权力机构没有民主法治监督，造成了权贵阶层利用职权谋私，乘改革之机，窃取国家财富，官商勾结，化公为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成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社会不稳、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种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能不面对许多新的烦恼。最初，改革开放所面对的社会反映，是一种颇为幽默的“吃肉骂娘”现象。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在“穷社会主义”、“短缺经济”阴影下过“紧日子”的状态，生活水平普遍地有所提高，不再受粮票、油票、布票、烟票、酒票、肉票的限制，随时可以吃到肉了。但是，在“一面吃肉”的时候为什么会“一面骂娘”呢？这是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对建国初期共产党那些革命干部的艰苦朴素作风印象是很深的，在经过“文革”十年昏天黑地的大乱之后，人们渴望从共产党干部身上，能够再看到建国初期那些清廉朴实的作风。可是，事实使人们完全失望了。人民再也看不到原先那种平平淡淡的“干部”的影子，看到的大都是官腔官味官架子的“官僚”，而且往往是一个比一个精灵、一个比一个龌龊的贪官污吏。人民怎么能不“骂娘”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动辄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贪污、受贿、走私、偷税、非法融资、违规贷款、黑箱招标、红包卖地的“奇案”，甚至发展到成批卖官、集体作案、雇凶杀人、销赃灭口、可谓无奇不有。为什么觉得“奇”呢？因为中国的国库像没有上锁，中国的海关像没人守门，中国的官员像神偷神盗，中国的商人像手眼通天，所有的大案要案几乎无不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搞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并不是没有重视，各地都有政法委、有法院、有纪委、有检察院、还有专司其职的反贪局，可是，后来发现，这些机构也出现了不少贪官。民间的笑话说：“反贪局的铁门可以用金刚钻打通，法院的判案可以请赵公明修改。”以致后来各地的大案，常常要由中纪委派人去查。许多案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据传媒报道，有新近的统计表明；贪污犯中竟有90%是各地的“一把手”。这是一个使老百姓摇头叹气，使共产党无话可说的事实。而且，这事实充分地证明了，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各地的“一把手”（如：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某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之类），他们的权力，是所谓“党政一把抓”，通常是不受平级制衡、根本无人监督的。这种权力，在其所在的地区（单位），实际上就是“土皇帝”式的“绝对权力”。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在中国得到了最明确的注解。试想，这些“一把手”，他们处在市场经济权钱交易盛行的年代，要不腐败，除非其人是“圣人”或“白痴”。而这些在省、市、区、乡层层分布的“一把手”，历来就是“一党专政”的支柱。由此可见，“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改革，贪污腐败是没法治的。

那么，为什么不想法治呢？——这就是难题所在。因为按照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一党专政”的体制，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正像贾宝玉脖子下的通灵宝玉，是丢不得的。现在，到了这份上，人们一提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给你打转来：中国决不可以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三权鼎立”，那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话说到这里，已经是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可是，共产党人并不全是花岗岩脑袋，马克思主义原本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理论。人们发现在苏联解体以后，现任俄罗斯共产党书记的久加诺夫，在总结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大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而这恰好就是“一党专政”在上述三大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人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没有个人赖以谋生的私有财产，没有独立思考和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自由。这样的政治体制能够长治久安吗？能够像蒋介石所说的“子子孙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吗”？能够像毛泽东所迷恋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吗？显然，苏联东欧“专政”体制的失败，毛泽东在“文革”时以破坏党、破坏国家、破坏民族文化来挽救“个人独裁”体制的失败，已经足够说明，这种体制是早已落后于时代，早就应该扔近历史垃圾堆去的东西，它的命运是无可挽回的。

中国文化，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过“天下为公”的向往。中国古老的“民本”意识，也早已唾弃了桀纣式的“独夫”。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就引进了西方的“民权思想”与“民主议事程序”。中国现时在政治体制上的落后，只是由于历史阴差阳错地走了一段“革命压倒启蒙”的弯弯道。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那么愚昧的阿Q。在邓小平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还是在寻求改革之道。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是略胜一筹的。一代比一代是有所进步的。

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在前进时，遇到了毛泽东遗留的左派势力的干扰，遇到了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倒戈，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竟使得高层在面对阻力时的决策未能避免时机上的贻误。这是可惋惜的。

例如说，邓小平在改革起步时，没有能大张旗鼓地“批毛”，已经是一大失误。后来，受了毛派两位“左贤王”的蒙骗，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实际上就等于在反掉“两个凡是”之后又迎回“四个凡是”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弄得后来在改革进程中发生路线分歧的问题上，只好以“不搞争论”的免战牌去搁置争议掩盖矛盾。结果，就使得左派势力得意洋洋地继续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姿态向中央进攻，把由中央宣传部出版、向中央宣传部拿钱、以中央宣传部名义发行的《中流》等四大左派刊物，变成在邓小平整个主政期间、长期向中央进攻的思想阵地。——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还从没有演过这样的滑稽戏。更为滑稽的是，在邓小平号召“反自由化”的时候，被反的作家实际上都是拥护改革的，而打着“反修”旗号“反改革”的《中流》等几个刊物，把中央看成“修正主义”，把“改革”看成“资本主义复辟”，那气势可说是“自由惨了”，却没有谁去反它。当时，大家哭笑不得，只好说：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天地无言，人只好捂着嘴巴笑。

江泽民接班后，提出的“三个代表”，尽管受到过一些非议和冷嘲热讽，我却认为那是有进步作用的。至少，它比僵化了的“四项基本原则”要灵动得多，它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强调了“先进的文化”，强调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提出党的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纯粹保守意义的“坚持”，表示原地不动的“坚持”，表示死守阵地的“坚持”、表示失败了还要作垂死挣扎的“坚持”，都较为有生气，也较为有实践能动性。而且，尽管它仍然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连在一起，但在大力的宣传鼓噪以后，在人们的直觉中，却有一种“三个代表”是“现在式”的“新口号”的感觉，似乎原先那“四项原则”已经是“过去式”的“陈旧老套”吊不起口味了。这就或多或少总有些“党的领导思想”已经换了班，已经有了些“新旧交接”、“与时俱进”的意味。所以，我觉得，“三个代表”是有进步作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对左派的进攻采取了不同于邓小平的态度。当时，左派的《中流》杂志，攻击“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提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要搞“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江泽民不但直接指斥了《中流》的主持人，而且把《中流》和其它几个左派刊物都相继停刊了。左派的刊物既然是由中宣部办的，党的总书记责令停办自然也没有任何多话可说，只是，从那以后，左派与中央的对抗，就更加激烈。形式上也更加“短兵相接”（在北京，采取“老党员联名上《万言书》”的方式，继续以“反修”、“反复辟”的极左姿态与中央对抗，相继搞了三次，形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理论交锋）。而在江泽民主政，由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期，正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朱镕基以“敢闯地雷阵”的冒险精神，突破保守势力的高层掣肘与中层阻碍，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达成了加入WTO的协议，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国企改革时，发生了大量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权贵阶层乘时暴发，商人以伪劣产品牟利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权钱交易，腐败滋生。社会舆论和民间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这时，左派就抓住机会，对中央进行了更为放肆的攻击。他们在刊物被停办了以后，就在互联网上，开办了“毛泽东旗帜网”等几个网站，继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扬毛泽东思想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对中央和国务院的每一项改革措施，无不尽情地加以攻击。他们的队伍里有一批老左派理论家，也有一些中青年的网络写手与社会
活动分子，还吸引了一些社会底层因下岗或房屋拆迁等原因心怀不满的工农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人云亦云的“愤青”的同情或拥护。他们所攻击的“官场腐败、社会不公”的各种现象，一般是确实存在的。但他们完全抹杀改革所取得的“经济快速起飞、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果，而只专注于攻击国家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在广大的知识界，他们是很难得到附和的。后来，“毛泽东旗帜网”等与左派有联系的四个网站，被网民命名为“四大粪坑”，“毛泽东旗帜网”也被有关部门封禁了。但左派势力并没有衰飒下去，他们继续办起来的《乌有之乡网》，一直坚持到现在，态度仍一如既往。海外的华人朋友，往往以为在共产党主政的中国，“反政府”的言论是一点也不能有的。其实，“反政府”反得最明目张胆的左派言论，现在也仍然非常活跃。大概因为中共党内（甚至高层）仍然有一部分反改革的势力在支持他们；中共中央可能是因为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能不“投鼠忌器”，也可能是保留他们的网站以观察他们的动向，或则是感到左派在“文革”后已经“人心丧尽”，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不值得重视，所以，至今并没有以严厉手段对待他们。但是，事情是随时都在变化着的，《诗经·周颂》的《小毖》篇里面有一句说：“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开初以为它只是条桃虫，它使劲一飞就变成了一只鸟。）“毛派”极左势力以“反修”姿态长期进行的反改革宣传，到现在已经扩散开来，似乎已经起到了“煽惑群众造反”的效应。新近在网上公布党纲党章的所谓“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虽然势力不大，也许还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影子组织”，但是，它居然敢于在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散发传单，喊出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事情已经不可忽视了。按照《小毖》篇所反映的周成王对管叔蔡叔的口气，虽然“亲不亲，一家人”，只怕也不能继续采取邓小平式的“优容”、“姑息”的态度，那就只能是《小毖》开篇的哪句话：“予其惩尔，而毖后患。”对“毛派”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势必要“惩前毖后”地加以抑制。这不是说一定要消灭他们，而是要依法制裁，以澄清是非。

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境况，是在连年的冰灾、大地震之后，又遇上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要克服这样的困难，决非易事。但是，从他们执政的理念、亲民的态度、应对困难的政策措施来看，中国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对他们是寄托着良好愿望的。可以说，他们提出的“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国家经济建设指针”的各项具体设施，都是切合中国现实需要，符合人民意愿，比过去历代国家领导人所标举的执政方针更有新意的。尤其是他们公开表示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同，使知识界和人民群众如拨云见日，对他们普遍地增强了信任感。因而，民间舆论把他们的政治施为称为“胡温新政”。仅就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一种“民望”的标志。

但是，民间在对胡温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有各方面的担忧：第一，考虑到胡温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与当前形势所存在的尖锐矛盾，担心胡温过于温和的态度，恐怕难以应付毛派极左势力煽动“造反”、及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挑起“内斗”的复杂局面。第二，由于胡温在反腐败斗争中，对陈良宇一案的处理，可能冲击到了与陈良宇沾亲带故或有密切关系的某些政界人士的利益，他们将会在其它方面（例如“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议或金融危机的对策等方面）向胡温发难，使胡温在高层领导部门难于获得大多数的同意与支持，迫使胡温延缓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减缩反腐败的力度。第三，考虑到胡温的任期已将过半，在他们的任期内启动民主宪政的进程，可能难于实现。而下一任接班人是否能打破旧的规章，通过党内民主竞选产生出新的接班人，也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望。所以，对胡温之后的下一代领导人能否是积极推动民主宪政的一代，至今也并无把握。

中国的现状，大致就是如此。知识界和民间所企望的是：一、希望尽可能早一些启动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然后从党内民主扩展到国家的宪政民主。二、中国的宪政民主并不一定会迫使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只是要结束“一党专政”不受制约的状态，使任何执政党都不能有高居于宪法和人民权力机构之上的特殊地位。国家行政权力必须要受法制制约和舆论的监督。三、知识界希望共产党考虑召开一次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是会议”，就国家未来发展前途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对“专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比较，必要时通过全民投票，确定国家体制。四、在既不要求共产党改名易帜，也不要求共产党退出政坛的情况下，实现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即确认人民“普选权”、国家领导人通过依法竞选、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废止由一党指定候选人的假选举与非法的所谓“全额选举”。五、对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是“反右”、“文革”、“六四”的遗留问题，或涉及“台湾”、“西藏”的问题，一律在不妨碍国家统一，不妨碍社会进步，不损害人民利益，不进行暴力威胁的原则下，通过平等协商途径，以求达成“全国的大和解”，化解历史遗留的各种矛盾，实现和谐社会。——这就是中国知识界和人民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大家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相信这样的希望，或迟或早一定可以实现。

网友推荐,五柳村2009年3月13日收到.

作者简介 石天河，本名周天哲，属鼠，湖南长沙人，1947年在成都开始文学活动。1948在南京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后，随二野西南服务团入川，曾任《川南日报》副编辑。1952年调动四川文联专业文艺工作，曾任四川文联理论批评组长。1957年，四川《星星》诗刊与北京《诗刊》同时创刊。《诗刊》由臧克家为首任主编，《星星》则由白航作首任编辑主任，石天河作首任执行编辑。《星星》和《诗刊》一南一北树起两面大旗，开创了诗歌的新时代。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并判刑劳改。1980年平反。在原重庆高级师范专科学校（现名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任副教授。1985年离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据巴蜀网 http://www.phoer.net/people/s/shitianhe.htm

亚洲周刊报道“乌有之乡”近况

要为四人帮平反：北京“乌有之乡”开出社会药方

亚洲周刊江迅／「乌有之乡书社」近年开讲座﹑售「张春桥文献」等非法出版物，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修正主义集团」。北京两会前夕，「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并带走四五人问话。北京有一所「乌有之乡书社」，这些年来颇惹人关注。「乌有之乡」即乌托邦，凝聚于「乌有之乡」的一批退休官员、学者和读者，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宽容而大行其道，从「极左」（指那些反改革开放而留恋毛泽东时代制度、忧虑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方面寻求突破，非法印製书籍销售，「乌有之乡」大讲堂每週举办讲座，出版电子杂志，举办网友沙龙，散发宣传单张和光盘，以「乌有之乡」网站为自己的话语平台。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令一些基层百姓在改革中没有得益或获益较少，随著社会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重拾对毛泽东的迷信。「乌有之乡」在他们中间便拥有市场。多年来，当局没有对「乌有之乡」採取查禁措施，令北京政界和学界匪夷所思。不过，零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九、十点，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州街的「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北京警方查抄，警方带走了四五个人问话。

十天后，「乌有之乡」网站刊出牧川撰写的长文：最近，署名「中国青年二千」的人士发表文章，诘问「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有被取缔？」牧川文章说，所谓「中国青年二千」不是单独一人，「联想到近日对于『乌有之乡』一系列的污蔑文章，联想到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有之乡」领军人物）博客被封，联想到其他事情，可以看出一些人正在製造事端，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知情人透露，这「其他事情」就是指那次警方查抄。三月六日下午，记者踏访「乌有之乡」，来到苏州街十八号院一号楼「长远天地」大厦，好不容易找到C座一单元，这里没有挂牌，从外观看，与一般住宅无异，外人根本不知道楼上还有个卖书的书店。跨进一单元小门，穿过小厅，从右侧门拾阶而上，从电梯直上九楼。书社不大，二﹑三十平方米，不过边上却有百来平方米的演讲会场。「乌有之乡书社」早先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资源宾馆三楼，迁过来才几个月。记者去过两次旧址，书店可谓门庭若市。这次，这家私营书店只有两个读者在书架前选书，两个服务员在忙著整理书籍，显得有点冷清。在书架前逛了两圈，摆放的书以有关毛泽东的书居多，以「左」派和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为多。自零三年九月「乌有之乡书社」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颇具另类特色，即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月前，这里还出售《毛泽东思想万岁》（当年红卫兵收集的毛泽东文革内部讲话）、《张春桥文献》等，这些书自称只收取工本费，严格说是没有书号的非法印制品，还有「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推翻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之类的光盘摆放，现在已经撤架了，难以断定是否警方查抄的结果。小小的书店，最醒目的是牆上的「乌有之乡」匾牌，上书：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牆上悬挂著两个大镜框，一幅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周恩来侄女）的题词：「乌有之乡，理想飞扬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镜框里的题词边上，镶贴著三张毛泽东的照片。另一幅是零六年二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翬（董必武女儿）、周秉德、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等人，在乌有之乡书社开展社会调查之后与众人的合影照片。记者在书店一角落的地上，捡起一张「乌有之乡」重要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宏良著作介绍的印刷单张，递向一位服务员，问：「纸上推介的这本书有没有卖？」服务员探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脸色顿时一沉，问：「你从哪儿拿到的？」「在那角落里捡的。」「这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怎麽可以随便拿？」话没说完，他便一把将记者手中的这张纸夺走了

零八年四月，北京知名评论家马立诚在「乌有之乡书社」买了六本书。这些书没有出版书号，由自己印製，价格不菲。年过九十岁的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前鞍钢公司总经理马宾写的《纪念毛泽东》，普通十六开本的杂志那麽大，书名下边，大字注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毛泽东诞辰日。书的封底印著：「工本费三十元人民币。」另一本书是梅俏三十万字的《毛泽东的「珠峰」》。马立诚认为，这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据悉，有「乌有之乡」成员提议，为表示忠心，每个成员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每天要纪念毛主席，两个成员谈话要说「向毛主席保证」，还要有个动作，右手掌放左胸，每天要批判种种反对毛泽东的言行。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这类帖子时，遭到自由派学者和不少读者群起攻之，他们似乎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于是撤除了来自「乌有之乡」的那些帖子，发布通告，对毛泽东表忠心是否採取这样的行为，由每个成员自己决定。零八年春夏之交，他们预测八月十五日前后一週，北京会发生大地震，通知成员和朋友们注意尽早疏散，以免遭灾。还有成员提议要大力推广中医，有病不要看西医。这家书店是一个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一个庇护所。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毛的冥诞日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在「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著这份《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还说：「中华民族已被他们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之下！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走资派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这份告人民书更说：「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告人民书表示，「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人们普遍认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是「乌有之乡书社」的后台，今年九十四岁的邓力群身体已经衰竭，前文提到的马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成了「乌有之乡」的旗帜。经常参与「乌有之乡」活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言论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陈谈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梁柱、《中流》杂志原副主编孙瑞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複等一批人。

「乌有之乡书社」的负责人是范景岗。在「乌有之乡」网站上，随时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张春桥，你没有死》、《我感谢毛泽东为把政治交给人民而发动文革》、《温家宝不适宜担任总理》、《试看茅于轼「一僕二主」的精采表演》、《中国的「精英」高尚全之流》。零八年，北京一些学者和离休高官参加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马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那麽多问题，「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马宾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提出二次文革目标

马宾还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有北京学者认为，马宾、张宏良的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令不少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