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扬：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必经的三大历史时段
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必经的三大历史时段
作者：鲁 扬
纵观世界各国，由极权国家过渡到民主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已不在少数。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大都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段，即：思想启蒙、公民行动、政治运动三个时期。现在中国做为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权极国家之一，就中国目前发展态势，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也将可能是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必经的三个过程。
笫一阶段：思想启蒙
无庸置疑，中国已步入一个全新的思想启蒙时代。这里之所以用"全新"一词，是区别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启蒙。如果说那次"启蒙"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那么这次将是对现代人类文明思想的学习，尤其是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学习。那次知识学习算"强身"，而这次的思想学习，是"健脑"--"站起来"的中国人，终于要学着用自己的脑子来进行"自由思想"了。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任何一场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关的。而且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发起的，而是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这次"自由思想启蒙运动"也不例外，它同样是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中国进入自由经济时代分不开的。有人说，此次"自由思想启蒙运动"，应感谢"伟大的互联网"。
其实，互联网正是世界经济与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产物，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时代，也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既是作为这一场应世界文明进步潮流而自发产生的思想运动，它无疑是具有巨大生命力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充分从互联网上感受到。虽然政府不停地封杀和关停大量的论坛网站，但每天仍数以万计的文章（帖子）冒出来。这是因为加入这场自由思想启蒙运动的不仅有成百上千自由作家、自由诗人、自由思想学者，同时还有无数网络自由写作者，更有不计其数的支持"声援"自由思想运动的广大网民们。此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长期在思想禁锢中生活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一些自由权利，不仅是一个现代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人作为自由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保障。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外力摧毁的，但惟独人类的思想是不可战胜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史，早已无数次给我们印证了这一点。虽然自由思想的传播与自由民主知识的普及，在中国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日，但是一个自由意识觉醒的公民时代已经到来--对此我们是确信无疑的。
第二阶段：公民行动。
现代国家是在现代契约社会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国家。国家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不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统治国人的"私器"。当然，现在世界上也有这样一类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是现代国家构成形式，也在所谓的"人民宪法"中把人民称之为"公民"，但是只是套用现代国家一个"型式"，人民仍是"庶民"，而不是公民。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中国的《宪法》中规定了这样或那样的权利，让外人看着实在不少，但实际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与自己生活经历对照一下，就清楚自己有没有享有《宪法》中赋予的那些公民权利。比如《宪法》中规定：
"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
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
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对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我认为没必再抄录下去。相信每个头脑清醒，在中国生活几十年的中国人都会做出判断的。
一个不能充分让人民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不能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大特点，是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很显然，当下中国还不能称"公民社会"。
在一个不是公民社会提"公民行动"，这似乎是很滑稽。但做为中国人，我们又不能不为自己和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而考虑。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自由民主思想及现代法律知识在中国传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会渐渐增强，将会有更多中国人民向国家索要他们应有的各项自由权利。如果国家把他们当成"公民"，给他们一条合法的索取途径，他们也会象自由民主国家里的公民一样，会用和平、有理、有序、有节的方式来"索取"（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如果国家没有这样合法途经，反而对他们合法而合理的要求进行打压，那样有可能使少数人和平的"公民维权行动"，变成声势浩大的，不可收拾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很长时间以来，它是做为一个伟大的词汇存在的。但现代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家眼里可不是什么好词。他们几乎是与"群龙无首""乌合之众"、"狂热分子"、"民粹主义"并列的。其实就中国历史来看，"群众运动"也从来没给中国人民带来好东西。它惟一的"好处"，是经过一场群众运动，一个腐朽专制政权被消灭了。但是，随后另一个欺压民众的专制政权建立了，最终人民没得到好处，国家更没什么进步。而且，最悲惨是无数的中国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由衷地不希望这样的运动再次在中国发生的。
但是，我们清醒意识到，如果中国贫富两极的分化得不到有效控制，社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维权、上访、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必将出现一支很庞大的维权队伍。决定这些"行动"起来的中国人是公民，还是"暴民"--他们让公民以和平、有理、有序、有节的方式进行维权行动，还是让他们申冤无路，泻怨无门，逼其揭杆而起大搞"群众运动"--那要看现政府是否能给中国人一个自由而合法的公民活动空间了。
第三阶段：政治运动。
在中国一提到"政治运动"一些人会直接地想到"革命运动"。想到"人民起义"和"武装斗争"。其实通过一些极权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国家案例，我们可以得知，如果顺利经过"思想启蒙"与"公民行动"两大公民教育过程，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步入一个"和平政治运动"时期。既使一时不改旧的政治体制，如能做到让人民充分享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利，人民还是可以在和平请愿活动中实现人个的政治诉求的。而且就是解除"党禁和报禁"，完全实现政治自由的话，国家也不会象一些人想象那样会出现大的混乱。这样的例子，我们不用远看，就看我们近处的台湾就可以了。进入政治自由运动时期，无论为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进行的活动，都将视为是合法活动。这样会出现各种独立工会、民间社团、以及各种自由政治团体。这些遵循现代公民社会规范建立起来自由团体，他们会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有组织、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工作活动的。既使他们集体上街游行示威，也不会使国家发生大的动荡。从最近发生在法国的百万人大罢工运动我们就会知道，参加示威游行的有公交、邮政、银行等工会组织，甚至还有警察工会组织，但他们并有全部"罢工"，而是仍在工作岗位上保留了一部分人，使国家各方面工作得以正常运转。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运动。
一些人是不相信在中国能搞"和平政治运动"的。原因谁都知道，中国这群走在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正春风得意、肆无忌惮地大捞特捞，已把中国90%的财富捞到怀里的权贵们--一直认为，政治他们的"专利"，哪会让"屁民"们随便"运动"呢？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专制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性，只要活着，权能抓一天就算一天的。当代中国的权贵者也是一样的。不过，历史接下来又告诉我们：国家权利最终属于全体人民的，你不想放也得放，是身不由己的事--中国权贵们最终也逃不出这一历史铁律。而且，根据一些历史现象来看，中国也不是没有和平实现 "自由政治"的可能。
一个极权社会，有权才能有利，求大利必争大权。为争权夺利，打击对手和构陷同党--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陌生。我们常看到原来的一些"同志"和"亲密战友"，总是被作为罪犯和阶级敌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打倒。事实上，从古到今中国的当权者一直这样干。
一个国家资源是有限的，中国财富当然也是有限的。他占多，你就占少。而且我们都知道，中国财富在一些权贵们手中，你想要财富，只能从这些权贵手中要。要当然不是好要的--只能是夺。而夺，一是靠权利，再是靠"手腕"。所以，未来中国的财富之争，其实就是权利之争。老与老权贵之间，老与新权贵之间都会发生争斗。通过发生在后极权国家一些事件来看，内斗失势方会自动与民间知识精英联盟，甚至还会发动民众来把对手打倒，由此引发"政治运动"。
一些学者认为，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就算是利用民众和知识精英成功的一次"和平政治运动"。也就是说，象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不会再次发生。
也许这里有人会问，内斗失势方为什么会"自动"站出来呢？一个原因是，想彻底把对手打垮，求得最大利益。再一个原因，是自保。在极权社会，一旦与对手展开争斗，便是鱼死网破。失势的权贵，虽然不再像过去死无葬身之地，但在政治上也是再无出头之日，有可能终生被监禁或软禁。个人家产，当然作为非法所得，早给你充公了。从这一点看，中国即使不出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式的人物，也是有可能使国家做到和平成功转型的。
权贵们为谋个人之私将可能导致"政治运动"。那么权贵们一心"为国为民"不发生内斗，是否就不会引发"政治运动"了？答案是否定的。一党专制之下，即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也不会太平的。何况经过半世纪的观察，中国人终于明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些人玩的骗人的把戏。
自1989年以后，经济增长--"发展就是硬道理"，几乎成了政府的惟一合法性来源。当权者认为，只要搞到钱，中国就会太平，中国人就不会闹事。我们先不说，在搞钱过程中，有多少钱会被权贵们搞到口袋里，搞到钱又有多少会真正用到人民身上。我们只想知道，中国经济会永远一直保持一定的速度发展下去吗？几乎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价格出卖各种资源获得的。在这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30%的国家里，现在还有多少资源可卖？还能卖多久？
在你的"硬道理"行不通的时候，中国也可能会出现法国那样的超百万人的大罢工。一旦这样大罢工出现--"群众运动"有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主制度的下届政府，可能成为让数百万人的"出气筒"--撒完气后，两不相伤，很快进入下一步的生活。而在世界上四面楚歌、合法性一直遭质疑中国政府，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是否也能像法国萨科齐政府一样平稳渡过吗？未来某一时间发生的中国大罢工运动，将会不会演变成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革命行动"？再次站出来要民主和自由权利的中国人，是否还能给中共政权像"六四"一样，可以动用国家军队肆意射杀民众，数小时顺利平叛的机会？
我们上面说了，决定中国人是公民，还是"暴民"，要看政府是否给中国人一个自由合法的公民行动空间。而这里也一样，如果中国人没有"自由和平政治运动"空间，做为一场必将到来一场自由民主运动，也只能转化成其他性质的群众运动。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思想启蒙、公民行动、政治运动"三大运动时间的长短，以及准确的起止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过程必定会中国产生。因为无论何种力量也挡不住一个民族向人类文明进程的步伐。人生而自由，因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保障人的自由，这个国家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宪政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否则，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里，你积累再多的财富，最终也将会转头成空。
2009．3．31
原载《民主中国》 4/9/2009
作者：鲁 扬
纵观世界各国，由极权国家过渡到民主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已不在少数。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大都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段，即：思想启蒙、公民行动、政治运动三个时期。现在中国做为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权极国家之一，就中国目前发展态势，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也将可能是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必经的三个过程。
笫一阶段：思想启蒙
无庸置疑，中国已步入一个全新的思想启蒙时代。这里之所以用"全新"一词，是区别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启蒙。如果说那次"启蒙"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那么这次将是对现代人类文明思想的学习，尤其是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学习。那次知识学习算"强身"，而这次的思想学习，是"健脑"--"站起来"的中国人，终于要学着用自己的脑子来进行"自由思想"了。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任何一场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关的。而且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发起的，而是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这次"自由思想启蒙运动"也不例外，它同样是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中国进入自由经济时代分不开的。有人说，此次"自由思想启蒙运动"，应感谢"伟大的互联网"。
其实，互联网正是世界经济与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产物，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时代，也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既是作为这一场应世界文明进步潮流而自发产生的思想运动，它无疑是具有巨大生命力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充分从互联网上感受到。虽然政府不停地封杀和关停大量的论坛网站，但每天仍数以万计的文章（帖子）冒出来。这是因为加入这场自由思想启蒙运动的不仅有成百上千自由作家、自由诗人、自由思想学者，同时还有无数网络自由写作者，更有不计其数的支持"声援"自由思想运动的广大网民们。此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长期在思想禁锢中生活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一些自由权利，不仅是一个现代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人作为自由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保障。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外力摧毁的，但惟独人类的思想是不可战胜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史，早已无数次给我们印证了这一点。虽然自由思想的传播与自由民主知识的普及，在中国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日，但是一个自由意识觉醒的公民时代已经到来--对此我们是确信无疑的。
第二阶段：公民行动。
现代国家是在现代契约社会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国家。国家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不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统治国人的"私器"。当然，现在世界上也有这样一类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是现代国家构成形式，也在所谓的"人民宪法"中把人民称之为"公民"，但是只是套用现代国家一个"型式"，人民仍是"庶民"，而不是公民。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中国的《宪法》中规定了这样或那样的权利，让外人看着实在不少，但实际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与自己生活经历对照一下，就清楚自己有没有享有《宪法》中赋予的那些公民权利。比如《宪法》中规定：
"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
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
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对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我认为没必再抄录下去。相信每个头脑清醒，在中国生活几十年的中国人都会做出判断的。
一个不能充分让人民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不能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大特点，是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很显然，当下中国还不能称"公民社会"。
在一个不是公民社会提"公民行动"，这似乎是很滑稽。但做为中国人，我们又不能不为自己和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而考虑。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自由民主思想及现代法律知识在中国传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会渐渐增强，将会有更多中国人民向国家索要他们应有的各项自由权利。如果国家把他们当成"公民"，给他们一条合法的索取途径，他们也会象自由民主国家里的公民一样，会用和平、有理、有序、有节的方式来"索取"（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如果国家没有这样合法途经，反而对他们合法而合理的要求进行打压，那样有可能使少数人和平的"公民维权行动"，变成声势浩大的，不可收拾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很长时间以来，它是做为一个伟大的词汇存在的。但现代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家眼里可不是什么好词。他们几乎是与"群龙无首""乌合之众"、"狂热分子"、"民粹主义"并列的。其实就中国历史来看，"群众运动"也从来没给中国人民带来好东西。它惟一的"好处"，是经过一场群众运动，一个腐朽专制政权被消灭了。但是，随后另一个欺压民众的专制政权建立了，最终人民没得到好处，国家更没什么进步。而且，最悲惨是无数的中国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由衷地不希望这样的运动再次在中国发生的。
但是，我们清醒意识到，如果中国贫富两极的分化得不到有效控制，社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维权、上访、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必将出现一支很庞大的维权队伍。决定这些"行动"起来的中国人是公民，还是"暴民"--他们让公民以和平、有理、有序、有节的方式进行维权行动，还是让他们申冤无路，泻怨无门，逼其揭杆而起大搞"群众运动"--那要看现政府是否能给中国人一个自由而合法的公民活动空间了。
第三阶段：政治运动。
在中国一提到"政治运动"一些人会直接地想到"革命运动"。想到"人民起义"和"武装斗争"。其实通过一些极权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国家案例，我们可以得知，如果顺利经过"思想启蒙"与"公民行动"两大公民教育过程，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步入一个"和平政治运动"时期。既使一时不改旧的政治体制，如能做到让人民充分享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利，人民还是可以在和平请愿活动中实现人个的政治诉求的。而且就是解除"党禁和报禁"，完全实现政治自由的话，国家也不会象一些人想象那样会出现大的混乱。这样的例子，我们不用远看，就看我们近处的台湾就可以了。进入政治自由运动时期，无论为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进行的活动，都将视为是合法活动。这样会出现各种独立工会、民间社团、以及各种自由政治团体。这些遵循现代公民社会规范建立起来自由团体，他们会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有组织、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工作活动的。既使他们集体上街游行示威，也不会使国家发生大的动荡。从最近发生在法国的百万人大罢工运动我们就会知道，参加示威游行的有公交、邮政、银行等工会组织，甚至还有警察工会组织，但他们并有全部"罢工"，而是仍在工作岗位上保留了一部分人，使国家各方面工作得以正常运转。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运动。
一些人是不相信在中国能搞"和平政治运动"的。原因谁都知道，中国这群走在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正春风得意、肆无忌惮地大捞特捞，已把中国90%的财富捞到怀里的权贵们--一直认为，政治他们的"专利"，哪会让"屁民"们随便"运动"呢？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专制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性，只要活着，权能抓一天就算一天的。当代中国的权贵者也是一样的。不过，历史接下来又告诉我们：国家权利最终属于全体人民的，你不想放也得放，是身不由己的事--中国权贵们最终也逃不出这一历史铁律。而且，根据一些历史现象来看，中国也不是没有和平实现 "自由政治"的可能。
一个极权社会，有权才能有利，求大利必争大权。为争权夺利，打击对手和构陷同党--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陌生。我们常看到原来的一些"同志"和"亲密战友"，总是被作为罪犯和阶级敌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打倒。事实上，从古到今中国的当权者一直这样干。
一个国家资源是有限的，中国财富当然也是有限的。他占多，你就占少。而且我们都知道，中国财富在一些权贵们手中，你想要财富，只能从这些权贵手中要。要当然不是好要的--只能是夺。而夺，一是靠权利，再是靠"手腕"。所以，未来中国的财富之争，其实就是权利之争。老与老权贵之间，老与新权贵之间都会发生争斗。通过发生在后极权国家一些事件来看，内斗失势方会自动与民间知识精英联盟，甚至还会发动民众来把对手打倒，由此引发"政治运动"。
一些学者认为，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就算是利用民众和知识精英成功的一次"和平政治运动"。也就是说，象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不会再次发生。
也许这里有人会问，内斗失势方为什么会"自动"站出来呢？一个原因是，想彻底把对手打垮，求得最大利益。再一个原因，是自保。在极权社会，一旦与对手展开争斗，便是鱼死网破。失势的权贵，虽然不再像过去死无葬身之地，但在政治上也是再无出头之日，有可能终生被监禁或软禁。个人家产，当然作为非法所得，早给你充公了。从这一点看，中国即使不出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式的人物，也是有可能使国家做到和平成功转型的。
权贵们为谋个人之私将可能导致"政治运动"。那么权贵们一心"为国为民"不发生内斗，是否就不会引发"政治运动"了？答案是否定的。一党专制之下，即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也不会太平的。何况经过半世纪的观察，中国人终于明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些人玩的骗人的把戏。
自1989年以后，经济增长--"发展就是硬道理"，几乎成了政府的惟一合法性来源。当权者认为，只要搞到钱，中国就会太平，中国人就不会闹事。我们先不说，在搞钱过程中，有多少钱会被权贵们搞到口袋里，搞到钱又有多少会真正用到人民身上。我们只想知道，中国经济会永远一直保持一定的速度发展下去吗？几乎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价格出卖各种资源获得的。在这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30%的国家里，现在还有多少资源可卖？还能卖多久？
在你的"硬道理"行不通的时候，中国也可能会出现法国那样的超百万人的大罢工。一旦这样大罢工出现--"群众运动"有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主制度的下届政府，可能成为让数百万人的"出气筒"--撒完气后，两不相伤，很快进入下一步的生活。而在世界上四面楚歌、合法性一直遭质疑中国政府，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是否也能像法国萨科齐政府一样平稳渡过吗？未来某一时间发生的中国大罢工运动，将会不会演变成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革命行动"？再次站出来要民主和自由权利的中国人，是否还能给中共政权像"六四"一样，可以动用国家军队肆意射杀民众，数小时顺利平叛的机会？
我们上面说了，决定中国人是公民，还是"暴民"，要看政府是否给中国人一个自由合法的公民行动空间。而这里也一样，如果中国人没有"自由和平政治运动"空间，做为一场必将到来一场自由民主运动，也只能转化成其他性质的群众运动。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思想启蒙、公民行动、政治运动"三大运动时间的长短，以及准确的起止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过程必定会中国产生。因为无论何种力量也挡不住一个民族向人类文明进程的步伐。人生而自由，因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保障人的自由，这个国家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宪政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否则，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里，你积累再多的财富，最终也将会转头成空。
2009．3．31
原载《民主中国》 4/9/2009
外媒报道北京满城热议孙东东
满城热议孙东东，北大墙外“王八蛋”骂声不断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报道/自从北京大学的司法精神病专家孙东东教授关于中国访民“百分之99都有精神问题”的大胆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中国各方就孙东东现象和访民现象展开了激烈讨论。
*网民争说访民怒*
“生于中关村、长于科学院”的孙东东教授不久前接受媒体正式采访时对上访“老专业户”所下的“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诊断”已经成为中国流行文化中的“雷人猛料”。一时间，“做人不要太孙东东”、“以孙东东为戒”等也成为网路流行语。孙东东的“上访户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等说法不仅像导火线一样诱发了普通民众的愤怒情绪，也引起了法律界的理性思考，甚至使得中国政府也出面安抚沸腾的民怨。冤民到北京上访 据目击者说，有访民在北大院墙外对孙东东进行谩骂，称呼他是“土匪”和“王八蛋”等。与此同时，中国法律界、文化界人士在认为孙东东言论欠妥的同时也对孙东东现象和访民现象展开讨论。
*截访变成接访才能和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在媒体撰文表示，或许对孙东东事件应该往后退一步想。正是孙东东的语出惊人才让国人以和谐社会的愿景来重新反思上访问题。他指出，我们应该做的是让上访这类“地方官眼里”的不安定因素绝迹。只要正视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拆迁、失地、下岗和医疗事故等问题，把地方法院中现行的“截(断)访(问)”微调成为“接(待)访(问)”，访民只要按下门口的电铃，有关方面就必须出面接待，所谓上访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聚焦和良机*
由北京的民权机构“爱知行研究所”和“中国律师观察网”等组织星期六联合主办的"孙东东现象讨论会"则进行了有关法制方面的反思。“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对美国之音说，这对于中国现行状况下精神卫生工作法制是一个得到关注和改善的契机。 “如果在这个时刻来关心中国社会中精神卫生工作的法制状况、以法发展国家的精神卫生工作，而且致力于关注访民的权益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信口开河?漠视底层群众?*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孙东东的“名言”虽然激起了义愤同时也遭到谴责，但是从言论自由的层面来说，“即使是错误甚至是荒谬的言论，只要不侵害他人利益或者捏造、诽谤，也应该有发表和出版的自由。”至于孙东东的言论是否侵害到他人利益，凌沧洲说，孙东东作为高校学者，在得出老上访户“99%有精神问题”的结论之前，究竟调查了多少人，有何医学鉴定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没有调查，或者调查的范围很小而没有普遍性，那么孙东东教授起码有治学不严谨的嫌疑，甚至因为缺乏科学态度而侵害到他人的名誉。凌沧洲：“孙东东说99%以上的访民都有精神病，事实依据何在?没有调查报告可以说这是不太负责任的，是信口开河，有违学术风范。所以他这么说是否越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的确值得探讨。可能他对底层群众的情感和尊严有忽视或者漠视的倾向。孙东东应该从这里汲取教训。”凌沧洲又表示，网民对孙东东言论的反应之所以有些过激，是因为他们本来无处发泄的愤怒终于在孙的出言不逊中找到了泄愤的渠道。
另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贵为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已在本月初离开北大，到外地暂避锋头。而当局对北大校园和北大的多个网上论坛亦加强监管，防止有人趁机搞事。内地有网民近日呼吁北大学生出来罢课的帖子，但很快遭当局删除。有北京学者表示，“孙东东事件导致另一场学生运动的机会不大，因为现在的学生对政治运动十分冷淡。但防患于未然，当局在吸取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下，对民众到北大示威采取较容忍的态度，避免触发其他社会运动。”
孙东东事件不断扩大
3月23日 卫生部专家、北大教授孙东东发表“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言论。
4月1日 30多人到北大抗议，要与孙理论
4月6日 孙东东就其访民言论发表致歉声明
4月7日 众多访民聚集在北大西门外，要求孙东东出来对话；公安在场戒备
4月8日 数百人到北大示威，一度与公安推撞，其间有示威者被带走
4月9日 来自全国的200多名民众到北大抗议，要求当局辞去孙东东；部份示威者被带走
4月10日 卫生部新闻办主任邓海华与孙东东划清界线；医学专家胡大一公开驳斥孙的言论
4月11日 公安武力镇压访民，在北大东门周边围堵殴打访民，致数人受伤
4月12日 访民继续前往北大抗议，警车和公安如临大敌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报道/自从北京大学的司法精神病专家孙东东教授关于中国访民“百分之99都有精神问题”的大胆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中国各方就孙东东现象和访民现象展开了激烈讨论。
*网民争说访民怒*
“生于中关村、长于科学院”的孙东东教授不久前接受媒体正式采访时对上访“老专业户”所下的“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诊断”已经成为中国流行文化中的“雷人猛料”。一时间，“做人不要太孙东东”、“以孙东东为戒”等也成为网路流行语。孙东东的“上访户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等说法不仅像导火线一样诱发了普通民众的愤怒情绪，也引起了法律界的理性思考，甚至使得中国政府也出面安抚沸腾的民怨。冤民到北京上访 据目击者说，有访民在北大院墙外对孙东东进行谩骂，称呼他是“土匪”和“王八蛋”等。与此同时，中国法律界、文化界人士在认为孙东东言论欠妥的同时也对孙东东现象和访民现象展开讨论。
*截访变成接访才能和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在媒体撰文表示，或许对孙东东事件应该往后退一步想。正是孙东东的语出惊人才让国人以和谐社会的愿景来重新反思上访问题。他指出，我们应该做的是让上访这类“地方官眼里”的不安定因素绝迹。只要正视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拆迁、失地、下岗和医疗事故等问题，把地方法院中现行的“截(断)访(问)”微调成为“接(待)访(问)”，访民只要按下门口的电铃，有关方面就必须出面接待，所谓上访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聚焦和良机*
由北京的民权机构“爱知行研究所”和“中国律师观察网”等组织星期六联合主办的"孙东东现象讨论会"则进行了有关法制方面的反思。“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对美国之音说，这对于中国现行状况下精神卫生工作法制是一个得到关注和改善的契机。 “如果在这个时刻来关心中国社会中精神卫生工作的法制状况、以法发展国家的精神卫生工作，而且致力于关注访民的权益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信口开河?漠视底层群众?*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孙东东的“名言”虽然激起了义愤同时也遭到谴责，但是从言论自由的层面来说，“即使是错误甚至是荒谬的言论，只要不侵害他人利益或者捏造、诽谤，也应该有发表和出版的自由。”至于孙东东的言论是否侵害到他人利益，凌沧洲说，孙东东作为高校学者，在得出老上访户“99%有精神问题”的结论之前，究竟调查了多少人，有何医学鉴定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没有调查，或者调查的范围很小而没有普遍性，那么孙东东教授起码有治学不严谨的嫌疑，甚至因为缺乏科学态度而侵害到他人的名誉。凌沧洲：“孙东东说99%以上的访民都有精神病，事实依据何在?没有调查报告可以说这是不太负责任的，是信口开河，有违学术风范。所以他这么说是否越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的确值得探讨。可能他对底层群众的情感和尊严有忽视或者漠视的倾向。孙东东应该从这里汲取教训。”凌沧洲又表示，网民对孙东东言论的反应之所以有些过激，是因为他们本来无处发泄的愤怒终于在孙的出言不逊中找到了泄愤的渠道。
另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贵为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已在本月初离开北大，到外地暂避锋头。而当局对北大校园和北大的多个网上论坛亦加强监管，防止有人趁机搞事。内地有网民近日呼吁北大学生出来罢课的帖子，但很快遭当局删除。有北京学者表示，“孙东东事件导致另一场学生运动的机会不大，因为现在的学生对政治运动十分冷淡。但防患于未然，当局在吸取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下，对民众到北大示威采取较容忍的态度，避免触发其他社会运动。”
孙东东事件不断扩大
3月23日 卫生部专家、北大教授孙东东发表“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言论。
4月1日 30多人到北大抗议，要与孙理论
4月6日 孙东东就其访民言论发表致歉声明
4月7日 众多访民聚集在北大西门外，要求孙东东出来对话；公安在场戒备
4月8日 数百人到北大示威，一度与公安推撞，其间有示威者被带走
4月9日 来自全国的200多名民众到北大抗议，要求当局辞去孙东东；部份示威者被带走
4月10日 卫生部新闻办主任邓海华与孙东东划清界线；医学专家胡大一公开驳斥孙的言论
4月11日 公安武力镇压访民，在北大东门周边围堵殴打访民，致数人受伤
4月12日 访民继续前往北大抗议，警车和公安如临大敌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即将出版
要繼續他未竟的事業
江迅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從不同角度回憶胡耀邦，同時對中國的多項重要政策作出反思，強調要把政治改革推向深入。
在即將出版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中，辛子陵的《耀邦反對文化專制——兼論開放報禁的必要》、林京耀的《發展民營經濟是個大政策》、宋以敏的《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杜光的《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王家典的《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周成啟的《緬懷耀邦，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從不同角度，對胡耀邦做了回憶，強調要繼續胡耀邦未竟的事業，把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
何方在《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中，回顧了胡耀邦對民族問題的主張，認為應該繼承當年胡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何方批評了執政黨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六十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
就西藏而言，何方沒有否定共產黨本意在「解放百萬農奴」的初衷，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面輸入的這種制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強制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
鍾沛璋在《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一文中說，胡耀邦深感過去宣傳部門的弊端，把宣傳部門變成文藝界的「管教所」，設置了數不盡的清規戒律，還搞了許多帽子、棍子。這是文化專制主義。宣傳部門應該成為文藝界前進中的「服務站」。為此，八二年他還指導全國文聯黨組為黨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
八二年，鍾沛璋被調到中宣部新聞局工作，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他有機會見到胡耀邦。當時有幾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正受到來自上面的點名批判，使胡感到為難。一位是部隊作家白樺，他創作的小說《苦戀》，描寫一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盡摧殘，他女兒問他：「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這是處在困境中一句激憤的辛酸話，被保守派抓住認為「叛國」、「反社會主義」。胡耀邦一方面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好的作品，另一方面盡力使之降溫說理，讓作者接受批評，而結束這場「文革」式的大批判。一位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他透過報告文學尖銳揭露現實中黨內存在的腐敗，以表達對黨的「第二種忠誠」，引起有些領導人的不滿。胡耀邦曾試圖說服劉賓雁改報告文學為創作小說。
鍾沛璋說，胡耀邦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擔任黨中央的領導，雖然他心如流水，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長河聯在一起，但上有老人「垂簾聽政」控制，中有長期形成的「左派」勢力攻擊，處境十分艱難。儘管他無私無畏，一再反對帽子、棍子的文化專制主義，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帽子、棍子還是不斷向他壓來，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作為一個重大罪狀下，被迫下台。
謝韜因年前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而名噪海內外。此書主編張博樹在謝韜家一起討論謝韜擬寫文章的主題。謝韜當時精神頗佳，談了兩個小時，最後商定文章主題圍繞執政黨的組織轉型話題展開。謝韜已就這話題寫過一篇短文，但言猶未盡，很想就此機會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謝韜還索要了有關胡耀邦的資料，表示在寫作前再做些研究。遺憾的是，此事未及進行，他突發腦血管病住進了北京醫院。幸虧搶救及時，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目前，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轉，但繼續原來的寫作計劃，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
謝韜入住醫院，前不久李銳去探望他，他已經說不出話來。因此《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收錄的是謝韜早先寫的文章《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文章指出，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性質，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權制」，在政黨組織形態上其實是極其落後的。「先鋒隊」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建設一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開放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這樣一個政黨應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強調「分權」而不是「集權」。■
專訪：《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主編﹑哲學博士張博樹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中國政改與憲政轉型·江迅
·中共黨內已出現民主派，他們在思考也在行動。他們紀念胡耀邦，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要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李銳等一批關心中共命運的共產黨員最近撰寫文章，匯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作為「中國轉型建設文庫」系列叢書（石逸群總策劃）的第一種，即將由香港晨鐘書局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者張博樹是該書主編。四月五日，張博樹就此書出版，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你怎麼會想到籌劃此書？
零八年秋在和一些中共老前輩聚會時，談及胡耀邦逝世已快二十年，但耀邦的這樁公案還沒有翻過來，此事不宜再拖。耀邦有很多思想還沒有認真、深入梳理，而這份遺產對當今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該對此做點什麼。這就是該文集的緣起。作者都是或曾是中共黨內人士。不少朋友為此書的編輯和出版提供了幫助。我並不是中共黨員，但受這些中共老先生的委託，承擔文集的編纂工作，頗感榮幸。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十二位作者？
其實聯繫過的作者不止十二位，由於有的老先生身體狀況不太好，或是有別的事情，最後落實的是這十二位。這些老人，年歲最大的已經九十多歲，小的也已七十多歲，在兩、三個月的寫作過程中，老人們都極為認真，有些稿件反覆推敲、修改。何方老先生甚至因用腦過度失眠而住進醫院。他們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
此書的主題是什麼？
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造成權貴資本泛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嚴重程度已遠甚於當年。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制面前，顯得黯然失色。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現實。今天紀念胡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為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本書題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意義即在於此。這也是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根本用意所在。
你怎麼理解中共黨內出現不同的政治主張？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創建的革命黨，在政黨分類上，屬於現代極權主義政黨類型。嚴密的組織、服從領袖、禁止一切派別活動是極權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毛澤東當政時的中共，曾把這些特徵發揮到極致。在那個時代，中共黨內不按照自己的黨章規定，開展「民主生活」，出現不同政見或形成有組織的黨內派別，更是不可能的事。
一個專制性政黨內部出現分化，產生不同的政治主張，只有在這個黨生逢的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作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黨本身也開始走向衰落時，才有可能發生，這正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
這些作者被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你怎麼看中共黨內這一群體？
這些年來，共產黨內出現一批有識之士，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本來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大半生的經歷證明，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創建的體制，非但建不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反倒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只有憲政民主，那個原來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建構，才是人類的光明正道。他們是這個黨的成員中的最早一批覺悟者。「兩頭真」可謂對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如實寫照，那就是，年輕時參加革命、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是真；到了晚年提倡憲政民主、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同樣為真。正是這樣一個「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形成做出了重要開局。
中國的憲政改革為什麼那麼困難？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主張回到文革的「毛派」和堅持「特色論」的正統派。最近正統派對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搞得熱火朝天嗎？這說明這個黨的確在認知層面已經發生分化，而認知背後反映的則是更加尖銳的利益層面的衝突。中國的憲政改革，要求它的執政黨也跟上時代的步伐，從原來的專政黨轉變為憲政民主體制內的民主政黨。
這不容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特別是權貴利益絆著執政者的腿，令它寸步難行。民間自由力量做了很多努力，推進改革和憲政民主，零八年底發表的《零八憲章》就是證明。中共黨內民主派也在思考，也在行動。這次十二位政治老人聯袂奉獻的這部文集，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同樣給中國帶來了希望。■
江迅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從不同角度回憶胡耀邦，同時對中國的多項重要政策作出反思，強調要把政治改革推向深入。
在即將出版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中，辛子陵的《耀邦反對文化專制——兼論開放報禁的必要》、林京耀的《發展民營經濟是個大政策》、宋以敏的《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杜光的《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王家典的《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周成啟的《緬懷耀邦，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從不同角度，對胡耀邦做了回憶，強調要繼續胡耀邦未竟的事業，把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
何方在《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中，回顧了胡耀邦對民族問題的主張，認為應該繼承當年胡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何方批評了執政黨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六十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
就西藏而言，何方沒有否定共產黨本意在「解放百萬農奴」的初衷，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面輸入的這種制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強制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
鍾沛璋在《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一文中說，胡耀邦深感過去宣傳部門的弊端，把宣傳部門變成文藝界的「管教所」，設置了數不盡的清規戒律，還搞了許多帽子、棍子。這是文化專制主義。宣傳部門應該成為文藝界前進中的「服務站」。為此，八二年他還指導全國文聯黨組為黨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
八二年，鍾沛璋被調到中宣部新聞局工作，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他有機會見到胡耀邦。當時有幾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正受到來自上面的點名批判，使胡感到為難。一位是部隊作家白樺，他創作的小說《苦戀》，描寫一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盡摧殘，他女兒問他：「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這是處在困境中一句激憤的辛酸話，被保守派抓住認為「叛國」、「反社會主義」。胡耀邦一方面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好的作品，另一方面盡力使之降溫說理，讓作者接受批評，而結束這場「文革」式的大批判。一位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他透過報告文學尖銳揭露現實中黨內存在的腐敗，以表達對黨的「第二種忠誠」，引起有些領導人的不滿。胡耀邦曾試圖說服劉賓雁改報告文學為創作小說。
鍾沛璋說，胡耀邦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擔任黨中央的領導，雖然他心如流水，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長河聯在一起，但上有老人「垂簾聽政」控制，中有長期形成的「左派」勢力攻擊，處境十分艱難。儘管他無私無畏，一再反對帽子、棍子的文化專制主義，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帽子、棍子還是不斷向他壓來，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作為一個重大罪狀下，被迫下台。
謝韜因年前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而名噪海內外。此書主編張博樹在謝韜家一起討論謝韜擬寫文章的主題。謝韜當時精神頗佳，談了兩個小時，最後商定文章主題圍繞執政黨的組織轉型話題展開。謝韜已就這話題寫過一篇短文，但言猶未盡，很想就此機會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謝韜還索要了有關胡耀邦的資料，表示在寫作前再做些研究。遺憾的是，此事未及進行，他突發腦血管病住進了北京醫院。幸虧搶救及時，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目前，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轉，但繼續原來的寫作計劃，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
謝韜入住醫院，前不久李銳去探望他，他已經說不出話來。因此《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收錄的是謝韜早先寫的文章《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文章指出，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性質，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權制」，在政黨組織形態上其實是極其落後的。「先鋒隊」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建設一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開放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這樣一個政黨應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強調「分權」而不是「集權」。■
專訪：《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主編﹑哲學博士張博樹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中國政改與憲政轉型·江迅
·中共黨內已出現民主派，他們在思考也在行動。他們紀念胡耀邦，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要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李銳等一批關心中共命運的共產黨員最近撰寫文章，匯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作為「中國轉型建設文庫」系列叢書（石逸群總策劃）的第一種，即將由香港晨鐘書局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者張博樹是該書主編。四月五日，張博樹就此書出版，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你怎麼會想到籌劃此書？
零八年秋在和一些中共老前輩聚會時，談及胡耀邦逝世已快二十年，但耀邦的這樁公案還沒有翻過來，此事不宜再拖。耀邦有很多思想還沒有認真、深入梳理，而這份遺產對當今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該對此做點什麼。這就是該文集的緣起。作者都是或曾是中共黨內人士。不少朋友為此書的編輯和出版提供了幫助。我並不是中共黨員，但受這些中共老先生的委託，承擔文集的編纂工作，頗感榮幸。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十二位作者？
其實聯繫過的作者不止十二位，由於有的老先生身體狀況不太好，或是有別的事情，最後落實的是這十二位。這些老人，年歲最大的已經九十多歲，小的也已七十多歲，在兩、三個月的寫作過程中，老人們都極為認真，有些稿件反覆推敲、修改。何方老先生甚至因用腦過度失眠而住進醫院。他們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
此書的主題是什麼？
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造成權貴資本泛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嚴重程度已遠甚於當年。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制面前，顯得黯然失色。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現實。今天紀念胡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為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本書題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意義即在於此。這也是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根本用意所在。
你怎麼理解中共黨內出現不同的政治主張？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創建的革命黨，在政黨分類上，屬於現代極權主義政黨類型。嚴密的組織、服從領袖、禁止一切派別活動是極權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毛澤東當政時的中共，曾把這些特徵發揮到極致。在那個時代，中共黨內不按照自己的黨章規定，開展「民主生活」，出現不同政見或形成有組織的黨內派別，更是不可能的事。
一個專制性政黨內部出現分化，產生不同的政治主張，只有在這個黨生逢的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作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黨本身也開始走向衰落時，才有可能發生，這正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
這些作者被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你怎麼看中共黨內這一群體？
這些年來，共產黨內出現一批有識之士，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本來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大半生的經歷證明，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創建的體制，非但建不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反倒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只有憲政民主，那個原來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建構，才是人類的光明正道。他們是這個黨的成員中的最早一批覺悟者。「兩頭真」可謂對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如實寫照，那就是，年輕時參加革命、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是真；到了晚年提倡憲政民主、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同樣為真。正是這樣一個「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形成做出了重要開局。
中國的憲政改革為什麼那麼困難？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主張回到文革的「毛派」和堅持「特色論」的正統派。最近正統派對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搞得熱火朝天嗎？這說明這個黨的確在認知層面已經發生分化，而認知背後反映的則是更加尖銳的利益層面的衝突。中國的憲政改革，要求它的執政黨也跟上時代的步伐，從原來的專政黨轉變為憲政民主體制內的民主政黨。
這不容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特別是權貴利益絆著執政者的腿，令它寸步難行。民間自由力量做了很多努力，推進改革和憲政民主，零八年底發表的《零八憲章》就是證明。中共黨內民主派也在思考，也在行動。這次十二位政治老人聯袂奉獻的這部文集，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同樣給中國帶來了希望。■
中共老人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亚洲周刊
中共老人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
江迅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等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撰文，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再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除《炎黃春秋》發文紀念外，中國媒體不能自由討論胡耀邦。當年改革從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開始，當前改革也應以徹底平反胡耀邦繼續推進。
被譽為「改革派領袖」、「黨內民主派旗幟」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二十年前匆匆去了另一個世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座紀念碑，歷史在這裏濃縮。現實，以歷史充實。歷史，靠現實生輝。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天安門學潮及民主運動浪潮，終在六月四日悲壯落幕。二十年後的當下，「四一五」和「六四」紀念日臨近，不少國人的記憶之火暗燃，北京當局身處敏感時期高度戒防。此際，十二名七十至九十多歲的中共政壇老人，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於二月、三月特別為此撰文。
他們為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而作，但又不僅僅是為了表達緬懷之情，而是懷著對現實的關懷，悼念胡耀邦，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這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其中十一位是老共產黨人，一位是七十三歲的被開除中共黨籍人士。他們認為，零九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六四」二十週年，中共執政六十週年。他們中部分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徹底平反開始，而後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達致平反「六四」，透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以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改革之路應該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
這十二位作者是：原中顧委委員李銳、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謝韜、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鍾沛璋、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林京耀、長期在外交部任職四十多年的宋以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家典、原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成啟。他們的文章彙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將於四月下旬在香港由晨鐘書局推出。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要緬懷胡耀邦，必定無法迴避二十年前的八九年「六四」事件。
不能自由談胡耀邦
四月陽春，櫻花落了，悄然無聲。沒有幾天就是四月十五日了，一位中共前最高領導人去世二十年的紀念，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竟然也了無聲息。四年前，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雖然中南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胡舉辦了紀念大會，也允許胡的家人撰寫的傳記回憶錄出版，但胡耀邦依然不能在媒體被自由討論。唯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一再勇闖沒有禁區的「禁區」。
零九年三月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馮蘭瑞的長文《精神文明決議：擦肩而過的遺憾——重溫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獻》。二十多年前有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下稱《決議》），是胡耀邦直接主持起草，在八六年中央全會上通過的。馮蘭瑞認為，這是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能作出的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唯一的重要決議。《決議》中有不少新觀點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當時人們大都認為在「鄧胡趙」體制下，按《決議》的路子走，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興偉業的成功可以預期。然而，「中華民族竟然又一次與現代政治文明擦肩而過」。
馮蘭瑞一文從突出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任務是培養公民、精神文明建設與對外開放三個角度作剖析，特別強調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作者文章說：「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識分子，竟會成黨的總書記被非法圍攻、逼迫辭職的一大罪狀」。胡耀邦被迫辭職，「鄧胡趙」體制解體，他去世以及以後發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緩、貽誤了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轉型和實現政治民主化，鑄成國家民族永遠的遺憾。
接著，《炎黃春秋》第四期又發表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文章。文章說：「我們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從陳獨秀開始，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一一回顧起來，最得人心的，我個人以為是胡耀邦」。「在黨內黨外公眾的心目中，他是黨的良心，社會的良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李銳在這篇文章中說，胡耀邦是應該得到這樣的歷史地位的，因為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黨在毛澤東去世時解決了「四人幫」後，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胡耀邦理直氣壯、挺身而出。當葉劍英派他的兒子將「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信息告訴胡耀邦時，他立即進言：「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當時被稱為「隆中三策」）這時全國還在「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籠罩下。胡在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崗位上，頂著風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左傾錯誤思想的長期束縛。他大膽排除上面來的干擾，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直到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不但還歷史以公正，且為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幹部。十年浩劫後，不做好上述這兩件大事，就無從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
《炎黃春秋》的這兩篇文章，是中國大陸至今僅見的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的紀念文章，而十二位中共老黨員，即黨內民主派的紀念文章，也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彙集成書出版。這一現象，令人感慨。十二位中共老黨員的十二篇長文，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真誠反思，關於胡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它們代表了一種歷史擔當精神。
零九年三月，李銳在一次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一個是三峽工程。」
自稱「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的李銳，零九年三月對友人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家裏接班的，鄧小平說：『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西方有這樣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人有了權，很麻煩，特別是在中國，在西方它還有約束，但在中國沒有約束。」
在十二個中共老人撰文紀念胡耀邦的這部書裏，李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局勢對胡耀邦而言，工作確實很難做，上面有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李銳說：「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只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陳雲則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八九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八七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七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鄧小平毫不理睬。李銳說，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李銳反對鎮壓學生，事後遭幾個月批鬥，還準備要開除這四人的黨籍，最後是陳雲挽救了他們。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李銳、胡績偉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績偉上世紀八十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吶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他倆都已九十多歲，卻依然關心著國家和這個黨的前途。
鄧小平是半個毛澤東
胡績偉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制壟斷？》中說，「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只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凌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
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鎮壓的人。
胡績偉說：「『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運動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視為眼中釘的人。
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李銳、胡績偉這一群老共產黨人，有的曾是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曾與胡有密切的工作聯繫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胡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或學者專家。作為贊成改革的體制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胡耀邦主張和政策的支持者、踐行者。二十年後的今天，這群老人已邁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卻沒有改變。只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制有了更透徹的體察和認知，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清醒更清晰的理性自覺。有學者認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準備，甚至可說是奪人眼球的黨內民主派的「起點」亮色。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回憶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兩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指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前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污」只搞了二十八天，幸好被胡、趙聯手制止了。八七年的一次會上，胡耀邦被迫作了檢查，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李銳說，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八二年李銳六十五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他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囑意堅決，促他上任。李銳於這一年三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李銳只見過陳雲一次，見了面陳雲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八七年胡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李銳透露，揭發胡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胡喬木、鄧力群看不起他，在兩元老之間講閒話。
胡耀邦走自由民主路線
李銳在文章中說，「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胡績偉在《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制壟斷？》文章中認為，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制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制或獨裁專制，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制主要指政治專制，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制，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制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面」。
胡績偉在文章中談了他與鄧小平的三次交鋒。第一次交鋒，發生在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在小組討論時，胡績偉作了一個發言，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制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他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尖銳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面積達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人民幣，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
於是，胡績偉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主席團的成員中，應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人大代表的支持，可是鄧小平卻批評胡績偉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胡績偉認為，鄧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准，如果經過批准而不能討論，那何必列在人大議事日程上。胡績偉在文章中說：「我這麼說，鄧小平也不說什麼話了。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委員余煥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余煥春在政協也講。他們講得更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
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批准。」
胡績偉說，這是他和鄧小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他看出：第一，在鄧小平眼裏，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污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積極擁護，即使犯了嚴重錯誤，鄧還是保護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小平的政治立場。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胡耀邦自始至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面
搞專制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謀深算的軍師作為左右助手，專門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講的卻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裏面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
胡績偉認為，民主和專制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他說，在七九年十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八一年四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安徽的萬里很被動。後來萬里調到北京分管生產，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
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
胡績偉在文章中提出，必須糾正一種既定的錯誤認識：「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特區是習仲勳、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幹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文章中提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作出一個交代。
正如張顯揚在《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一文結尾中所言，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和以專制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消毒劑。」
江迅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等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撰文，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再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除《炎黃春秋》發文紀念外，中國媒體不能自由討論胡耀邦。當年改革從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開始，當前改革也應以徹底平反胡耀邦繼續推進。
被譽為「改革派領袖」、「黨內民主派旗幟」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二十年前匆匆去了另一個世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座紀念碑，歷史在這裏濃縮。現實，以歷史充實。歷史，靠現實生輝。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天安門學潮及民主運動浪潮，終在六月四日悲壯落幕。二十年後的當下，「四一五」和「六四」紀念日臨近，不少國人的記憶之火暗燃，北京當局身處敏感時期高度戒防。此際，十二名七十至九十多歲的中共政壇老人，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於二月、三月特別為此撰文。
他們為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而作，但又不僅僅是為了表達緬懷之情，而是懷著對現實的關懷，悼念胡耀邦，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這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其中十一位是老共產黨人，一位是七十三歲的被開除中共黨籍人士。他們認為，零九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六四」二十週年，中共執政六十週年。他們中部分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徹底平反開始，而後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達致平反「六四」，透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以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改革之路應該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
這十二位作者是：原中顧委委員李銳、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謝韜、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鍾沛璋、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林京耀、長期在外交部任職四十多年的宋以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家典、原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成啟。他們的文章彙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將於四月下旬在香港由晨鐘書局推出。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要緬懷胡耀邦，必定無法迴避二十年前的八九年「六四」事件。
不能自由談胡耀邦
四月陽春，櫻花落了，悄然無聲。沒有幾天就是四月十五日了，一位中共前最高領導人去世二十年的紀念，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竟然也了無聲息。四年前，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雖然中南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胡舉辦了紀念大會，也允許胡的家人撰寫的傳記回憶錄出版，但胡耀邦依然不能在媒體被自由討論。唯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一再勇闖沒有禁區的「禁區」。
零九年三月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馮蘭瑞的長文《精神文明決議：擦肩而過的遺憾——重溫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獻》。二十多年前有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下稱《決議》），是胡耀邦直接主持起草，在八六年中央全會上通過的。馮蘭瑞認為，這是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能作出的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唯一的重要決議。《決議》中有不少新觀點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當時人們大都認為在「鄧胡趙」體制下，按《決議》的路子走，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興偉業的成功可以預期。然而，「中華民族竟然又一次與現代政治文明擦肩而過」。
馮蘭瑞一文從突出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任務是培養公民、精神文明建設與對外開放三個角度作剖析，特別強調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作者文章說：「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識分子，竟會成黨的總書記被非法圍攻、逼迫辭職的一大罪狀」。胡耀邦被迫辭職，「鄧胡趙」體制解體，他去世以及以後發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緩、貽誤了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轉型和實現政治民主化，鑄成國家民族永遠的遺憾。
接著，《炎黃春秋》第四期又發表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文章。文章說：「我們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從陳獨秀開始，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一一回顧起來，最得人心的，我個人以為是胡耀邦」。「在黨內黨外公眾的心目中，他是黨的良心，社會的良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李銳在這篇文章中說，胡耀邦是應該得到這樣的歷史地位的，因為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黨在毛澤東去世時解決了「四人幫」後，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胡耀邦理直氣壯、挺身而出。當葉劍英派他的兒子將「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信息告訴胡耀邦時，他立即進言：「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當時被稱為「隆中三策」）這時全國還在「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籠罩下。胡在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崗位上，頂著風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左傾錯誤思想的長期束縛。他大膽排除上面來的干擾，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直到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不但還歷史以公正，且為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幹部。十年浩劫後，不做好上述這兩件大事，就無從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
《炎黃春秋》的這兩篇文章，是中國大陸至今僅見的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的紀念文章，而十二位中共老黨員，即黨內民主派的紀念文章，也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彙集成書出版。這一現象，令人感慨。十二位中共老黨員的十二篇長文，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真誠反思，關於胡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它們代表了一種歷史擔當精神。
零九年三月，李銳在一次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一個是三峽工程。」
自稱「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的李銳，零九年三月對友人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家裏接班的，鄧小平說：『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西方有這樣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人有了權，很麻煩，特別是在中國，在西方它還有約束，但在中國沒有約束。」
在十二個中共老人撰文紀念胡耀邦的這部書裏，李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局勢對胡耀邦而言，工作確實很難做，上面有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李銳說：「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只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陳雲則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八九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八七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七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鄧小平毫不理睬。李銳說，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李銳反對鎮壓學生，事後遭幾個月批鬥，還準備要開除這四人的黨籍，最後是陳雲挽救了他們。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李銳、胡績偉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績偉上世紀八十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吶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他倆都已九十多歲，卻依然關心著國家和這個黨的前途。
鄧小平是半個毛澤東
胡績偉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制壟斷？》中說，「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只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凌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
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鎮壓的人。
胡績偉說：「『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運動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視為眼中釘的人。
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李銳、胡績偉這一群老共產黨人，有的曾是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曾與胡有密切的工作聯繫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胡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或學者專家。作為贊成改革的體制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胡耀邦主張和政策的支持者、踐行者。二十年後的今天，這群老人已邁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卻沒有改變。只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制有了更透徹的體察和認知，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清醒更清晰的理性自覺。有學者認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準備，甚至可說是奪人眼球的黨內民主派的「起點」亮色。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回憶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兩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指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前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污」只搞了二十八天，幸好被胡、趙聯手制止了。八七年的一次會上，胡耀邦被迫作了檢查，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李銳說，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八二年李銳六十五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他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囑意堅決，促他上任。李銳於這一年三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李銳只見過陳雲一次，見了面陳雲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八七年胡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李銳透露，揭發胡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胡喬木、鄧力群看不起他，在兩元老之間講閒話。
胡耀邦走自由民主路線
李銳在文章中說，「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胡績偉在《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制壟斷？》文章中認為，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制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制或獨裁專制，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制主要指政治專制，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制，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制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面」。
胡績偉在文章中談了他與鄧小平的三次交鋒。第一次交鋒，發生在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在小組討論時，胡績偉作了一個發言，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制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他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尖銳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面積達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人民幣，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
於是，胡績偉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主席團的成員中，應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人大代表的支持，可是鄧小平卻批評胡績偉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胡績偉認為，鄧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准，如果經過批准而不能討論，那何必列在人大議事日程上。胡績偉在文章中說：「我這麼說，鄧小平也不說什麼話了。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委員余煥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余煥春在政協也講。他們講得更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
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批准。」
胡績偉說，這是他和鄧小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他看出：第一，在鄧小平眼裏，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污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積極擁護，即使犯了嚴重錯誤，鄧還是保護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小平的政治立場。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胡耀邦自始至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面
搞專制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謀深算的軍師作為左右助手，專門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講的卻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裏面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
胡績偉認為，民主和專制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他說，在七九年十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八一年四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安徽的萬里很被動。後來萬里調到北京分管生產，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
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
胡績偉在文章中提出，必須糾正一種既定的錯誤認識：「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特區是習仲勳、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幹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文章中提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作出一個交代。
正如張顯揚在《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一文結尾中所言，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和以專制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消毒劑。」
华新民：科学殿堂里也有告密
科学殿堂里也有告密
华新民
章诒和先生写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以及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的出版和流传，使“告密”成为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网民从历史、文化、传统、人性以及制度等等角度对此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而笔者则联想起了不久前在网上收集到的一份资料：“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是我国的“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由俄文译成中文的，原件最早公开发表在１９９３年的俄罗斯刊物《历史档案》上。同聂绀弩刑事档案类似，它的大量内容也是告密者和其他人密报的资料，不同的是，这份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侦缉技术——多半是指窃听——获得的资料编撰而成的。所以聂绀弩刑事档案同它比起来，技术含量少了一点，有点“山寨版”的味道。
在介绍这份档案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份档案的主人公——朗道以及这份档案的来历。朗道（Ｌｅｖ Ｄ．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０８—１９６８）是举世闻名的苏联物理学家，笔者在１９９７年曾写过一篇短文“聊聊朗道”，登在当年十一月份《华夏文摘》上（见cm9711d）。文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遭遇，包括１９３８年，他三十岁时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在“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译文前的简介中提到朗道被捕入狱是因为“有人告密他是德国间谍”，这是一种误传。不过这也难怪，朗道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在他出狱后五十多年的１９９１年才公诸于世的，那时朗道已经逝世多年。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讳莫如深，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包括他的家属都认为遭人诬告是他入狱的原因。朗道入狱的真实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用我们熟悉的罪名说，是“恶毒攻击（斯大林）”和“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幸运的是，朗道得到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Ｐｙｏｔｒ Ｌ．Ｋａｐｉｔｓａ，１８９４—１９８４）全力相救，在一年之后被保释出狱。朗道出狱之后，在几个月内，对卡皮查新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了理论解释，这项成就使他在１９６２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这是后话，当年，朗道因为有“政治问题”，属于“内控人物”，所以在１９３４年后一直不能出国访问。到了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代，朗道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１９４７到１９５７年间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里朗道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言论使得他的出国申请完全泡汤。笔者不懂俄文，十多年前写“聊聊朗道”时，只是从英文资料上读到此文件的少量摘引。感谢“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中文的读者现在可以读到这份资料（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刘尔勋翻译）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在中国社会有一定政治经历的人来说，阅读这份“谈话记录”相信会油然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笔者在下面对这份档案作一简介，并不揣浅陋，对其背景做一些注释和说明，同时也同网友分享一些笔者个人的浅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上网浏览该译文。
这份“绝密”资料标题为“朗道院士档案资料备要报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密局局长伊万诺夫写于１９５７年末，由当时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呈送给苏共中央委员基里林的。这个基里林是苏联部长会议主管科技工作的副主席（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朗道早已是苏联科学院的正式院士，他的出国申请显然要由基里林拍板，后者当时似乎有着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
报告的开头是朗道的简介：“朗道，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巴库市，犹太人，无党派人士，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需要说明的是，苏联科学院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下属的物理研究所，一个就叫做物理研究所，是较老的，规模也较大。朗道所在的是另外一个物理所，它有一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物理问题研究所”，是苏联当局为了留住“海归”、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卡皮查专门为他成立起来的。我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管维炎当年曾师从卡皮查，他回忆说，研究所人数很少，只有三十几人，占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但是“庙小神灵大”，那里至少产生了三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朗道从１９３７年起一直是该所的理论部主任，直到他去世——除了他在狱中那一年。
简介后面是对朗道的政治定性：“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１９３０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１９３９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应当说明，朗道被捕的正确时间是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是他出狱的时间。关于其父亲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一事，也属不实之词。苏联解体以后，朗道姐姐的女儿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现在改名为圣彼得堡）和巴库（现在是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１９２９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所谓“从事破坏活动”云云，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总要在“敌对势力”分子的家庭出身上做点文章。比如“聂绀弩刑事档案”也是这么开头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７１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
关于档案内容的来历，因为是绝密材料，不用担心“授人以柄”，所以报告明确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着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至于材料中哪些是侦探即告密者提供的，哪些是通过侦察技术获得的，大多没有明确说明，有些也许可以从档案中读出，有些对我们这样的外人来说完全无从判断。
朗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成为克格勃的监控对象，这份材料也没有说明。不过朗道当年是卡皮查给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和克格勃头子贝利亚交上保证书以后才出狱的，可以推断这种监控在他出狱的１９３９年即已开始，尽管这份材料中收集的朗道的言论限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７年间。有趣的是，尽管处于持续的监控之下，朗道出狱之后一直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工作，当局甚至让他参与了最早的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并且两次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颁发了“斯大林奖金”，并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在１９４６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似乎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这大概是任何中国的受监控人士都不能享受到的待遇。
当然，表彰归表彰，当局方面的监控看来并没有放松。从朗道那方面来说，这些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也没有让他感恩图报。按照档案里的说法，“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档案列举了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安全部门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证据，同朗道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他的性格同聂绀弩有某种相像：胸无城府，口无遮拦而且言辞犀利。朗道当然知道自己处在安全部门的监视之下。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是在各种场合说了许多被克格勃抓住把柄的话。
朗道是一位智慧极高的科学家，加上口无遮拦的脾气，就会生出许多“轶事”来。其中有一则讲的是他在科学院大会上对李森科这个斯大林在科学界的宠儿不假辞色的嘲弄——大家知道，李森科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科学斗士，主张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有一次，李森科作完报告后，朗道问他：“你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终我们会得到生出来就没有耳朵的牛？”李森科不知是圈套，回答“是的。”接着朗道说了一句院士大会上没有人会讲的粗话把李森科问倒了，大意是，“那么请问，我们（男人）世世代代Ｘ女人，为什么她们的女儿出生时个个都是处女呢？”
在院士大会上都敢这样放肆讲话，可以想象朗道在私下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这份档案的主要部分就是朗道在各种私人的场合发表的言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对苏联当局某些内外政策的批评；特别是，还有对于苏维埃政权以及制度的批评。
这里摘引几句他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这后一句话同我国右派分子的“外行领导内行”异曲同工。
关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有这样一份来自告密者的报告：“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朗道还说过，“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给你下达的任务。”档案材料说，“类似的议论好几个侦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过。”
下面的一段话，据说是他对一位“知己同时也是学者”所说：“可我至今仍与你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诸如‘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劳动’的目标相距甚远。这种信你该写给中央，对我则高抬贵手。你知道，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这段话很像是从书信里摘抄来的，至于书信为什么落到克格勃的手里，恐怕要问那位被朗道视为“知己”的学者了。
他对苏联当局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很不以为然：“……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在世界上）领先的鼓噪。”
因为这份报告是为苏共中央提供资料，以便作出是否批准朗道出国申请的决策，所以就朗道出国后是否能够回国的问题，档案有较多的篇幅加以说明，其中一条说：“１９５７年，朗道一位极亲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国一事报告说：‘……既然不能相信朗道会回来，所以允许朗道出国，就是不慎重。他肯定不会眷恋自已的家，他对儿子的依恋亦不会产生依依不舍的印象。他很少同儿子往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儿子，而是自已的情妇们。……最近２０年来他生活的那种环境，他认为自已搞起来的小圈子里的人，使一直存在于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一旦出国，他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口味、个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自已的一言一行。’”——这位“极亲近的人士”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连朗道同儿子和情妇的感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朗道假如活着看到这份档案，想必是能够猜出来的。
朗道不仅有“敌视苏联的一切”的言论，而且有出卖国家机密的嫌疑，档案里谈到，“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科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朗道能出国，他同朗道圈子里的人专门讨论了国外最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在第一次同韦斯科夫私人会见时，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朗道把苏联学者的名单交给了韦斯科夫。名单上的学者，依朗道的意见，都是应该邀请到美国去的。这个名单上有他自已，还有依·米·利夫希茨、伊·叶·塔姆、维·拉·金兹堡等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参加中型机器制造部系统特别秘密工作的人。朗道提交名单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评价并讲述了谁是干什么的。他对韦斯科夫说，塔姆是搞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的，他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引者注：利夫希茨是朗道的学生，他同朗道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获得过１９６２的列宁奖金。塔姆是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获１９５８年诺贝尔物理奖，金兹堡则是２００３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型机器制造部”则是苏联核武器研制部门对外的名称，中国曾把对应的部门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大概就是从苏联学来的。
尽管这份档案开宗明义说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它实际上却也包括了一些在当局眼里看来是朗道的正面言论，例如档案里说，“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起，侦查机关注意到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给予正面评价。”——相信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朗道对新领导和新政策有某种肯定和期待。另外，他虽然是犹太人，在对待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这一问题上，他同苏联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类似资料中大概是找不到的，一个人一旦被定性为“敌对势力”，其档案里的正面内容就全部被抹掉，最多有一些“认罪态度良好”，“有立功表现”之类的词句。看看文革期间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材料就知道了。
不过，在这份报告成文前一年——１９５６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朗道的评论完全同苏联政府唱反调，他把自己的政府领导人斥为“一小撮罪人”和“卑鄙下流的刽子手”。他说：匈牙利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对于苏联领导人派军队镇压匈牙利的民众，他说“我们这儿的人决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沾满自身，……他们管理着国家，他们是我们这里的罪人。”
尤其是，匈牙利事件还带出了他对列宁的批判。下面这段档案中的内容，如果不是告密者的汇报，那就是克格勃在朗道家中窃听所得：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朗道在１９３８年起草那张导致他入狱的传单时，仅仅是表达了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愤慨，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档案中有一段话似乎有点费解，朗道说，“……第一件事，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就作到了，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政权完全转到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立即发出指令：抢夺被掠夺的归自已所有，他们认为在做这一切时是按科学办事的。……这不是什么错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思想，革命就是这样实现的。”（别人问）“那能不能说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朗道说，“那当然。”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笔者以为，金雁的“颠倒的联共（布）党史”一文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该文有这么一段文字：“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要召开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为动员手段，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也说要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一个临时机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搭了一个简易的住房，我们一定要盖一个比较牢靠的住房。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选’。在临时政府的时候一再提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因为是战争的情况下没有选成。十月革命以后就选举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得了少数票，２４％；社会革命党得了４０％。到此时列宁的口气完全变了，既然合法选举我是少数，那我就要用武力来取缔它。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说明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存在着质疑。十月革命时，朗道只有九岁，他从早年对“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的赞扬转变到后来对苏联政府的严厉批判态度，可能同他对十月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有关，毕竟，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还有在世的，联共党史的官方版本并不能一手遮天。
朗道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认识“与时俱进”到多远，还可以从下列几则档案记载看出来：
“今年（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２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１９３７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１９５７年）５月，他曾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财产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权贵，物理学家朗道在五十年代就洞察到了这一点！
“朗道认为，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并就此谈了他的几个推测，即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这包括他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日的谈话内容在内，那天他说，‘目前已很清楚，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现时政府不怎么受欢迎，加上人民仇恨当权者，军事政变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已的各种设想。”——１９５７年，正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年份，我们的伟大领袖断言“东风压倒西风”，朗道却预见了“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
朗道把列宁称为“头号法西斯分子”，念念不忘“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同这样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相比，聂绀弩在旧体诗里隐讳曲折表达的那些对毛主席和党的微词，对自己遭遇的牢骚等等，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儿科。看到朗道这样一些毫无掩饰的“反革命狼子野心”，苏共中央怎么能够批准他的出国申请呢？连他到兄弟国家中国访问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笔者相信，在当时苏共的领导中，一定也有人这么想：“这个姓朗道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朗道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不过，我们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和世界的物理学庆幸，除了不让他出国，苏联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并没有“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对待朗道还表现了相当的克制，据朗道的同事兼学生金兹堡回忆，１９５９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正是苏联当局的这种“只监控、不行动”的克制——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的权力的自我约束——使得古拉格里少了一个劳改犯人，苏联多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多了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毕竟，苏联共产党是孕育了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化的产物。
* 寄自美国，原载《华夏文摘》2009年4月3日CM0904a
华新民
章诒和先生写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以及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的出版和流传，使“告密”成为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网民从历史、文化、传统、人性以及制度等等角度对此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而笔者则联想起了不久前在网上收集到的一份资料：“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是我国的“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由俄文译成中文的，原件最早公开发表在１９９３年的俄罗斯刊物《历史档案》上。同聂绀弩刑事档案类似，它的大量内容也是告密者和其他人密报的资料，不同的是，这份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侦缉技术——多半是指窃听——获得的资料编撰而成的。所以聂绀弩刑事档案同它比起来，技术含量少了一点，有点“山寨版”的味道。
在介绍这份档案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份档案的主人公——朗道以及这份档案的来历。朗道（Ｌｅｖ Ｄ．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０８—１９６８）是举世闻名的苏联物理学家，笔者在１９９７年曾写过一篇短文“聊聊朗道”，登在当年十一月份《华夏文摘》上（见cm9711d）。文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遭遇，包括１９３８年，他三十岁时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在“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译文前的简介中提到朗道被捕入狱是因为“有人告密他是德国间谍”，这是一种误传。不过这也难怪，朗道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在他出狱后五十多年的１９９１年才公诸于世的，那时朗道已经逝世多年。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讳莫如深，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包括他的家属都认为遭人诬告是他入狱的原因。朗道入狱的真实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用我们熟悉的罪名说，是“恶毒攻击（斯大林）”和“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幸运的是，朗道得到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Ｐｙｏｔｒ Ｌ．Ｋａｐｉｔｓａ，１８９４—１９８４）全力相救，在一年之后被保释出狱。朗道出狱之后，在几个月内，对卡皮查新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了理论解释，这项成就使他在１９６２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这是后话，当年，朗道因为有“政治问题”，属于“内控人物”，所以在１９３４年后一直不能出国访问。到了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代，朗道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１９４７到１９５７年间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里朗道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言论使得他的出国申请完全泡汤。笔者不懂俄文，十多年前写“聊聊朗道”时，只是从英文资料上读到此文件的少量摘引。感谢“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中文的读者现在可以读到这份资料（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刘尔勋翻译）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在中国社会有一定政治经历的人来说，阅读这份“谈话记录”相信会油然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笔者在下面对这份档案作一简介，并不揣浅陋，对其背景做一些注释和说明，同时也同网友分享一些笔者个人的浅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上网浏览该译文。
这份“绝密”资料标题为“朗道院士档案资料备要报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密局局长伊万诺夫写于１９５７年末，由当时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呈送给苏共中央委员基里林的。这个基里林是苏联部长会议主管科技工作的副主席（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朗道早已是苏联科学院的正式院士，他的出国申请显然要由基里林拍板，后者当时似乎有着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
报告的开头是朗道的简介：“朗道，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巴库市，犹太人，无党派人士，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需要说明的是，苏联科学院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下属的物理研究所，一个就叫做物理研究所，是较老的，规模也较大。朗道所在的是另外一个物理所，它有一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物理问题研究所”，是苏联当局为了留住“海归”、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卡皮查专门为他成立起来的。我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管维炎当年曾师从卡皮查，他回忆说，研究所人数很少，只有三十几人，占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但是“庙小神灵大”，那里至少产生了三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朗道从１９３７年起一直是该所的理论部主任，直到他去世——除了他在狱中那一年。
简介后面是对朗道的政治定性：“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１９３０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１９３９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应当说明，朗道被捕的正确时间是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是他出狱的时间。关于其父亲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一事，也属不实之词。苏联解体以后，朗道姐姐的女儿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现在改名为圣彼得堡）和巴库（现在是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１９２９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所谓“从事破坏活动”云云，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总要在“敌对势力”分子的家庭出身上做点文章。比如“聂绀弩刑事档案”也是这么开头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７１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
关于档案内容的来历，因为是绝密材料，不用担心“授人以柄”，所以报告明确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着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至于材料中哪些是侦探即告密者提供的，哪些是通过侦察技术获得的，大多没有明确说明，有些也许可以从档案中读出，有些对我们这样的外人来说完全无从判断。
朗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成为克格勃的监控对象，这份材料也没有说明。不过朗道当年是卡皮查给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和克格勃头子贝利亚交上保证书以后才出狱的，可以推断这种监控在他出狱的１９３９年即已开始，尽管这份材料中收集的朗道的言论限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７年间。有趣的是，尽管处于持续的监控之下，朗道出狱之后一直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工作，当局甚至让他参与了最早的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并且两次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颁发了“斯大林奖金”，并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在１９４６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似乎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这大概是任何中国的受监控人士都不能享受到的待遇。
当然，表彰归表彰，当局方面的监控看来并没有放松。从朗道那方面来说，这些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也没有让他感恩图报。按照档案里的说法，“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档案列举了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安全部门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证据，同朗道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他的性格同聂绀弩有某种相像：胸无城府，口无遮拦而且言辞犀利。朗道当然知道自己处在安全部门的监视之下。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是在各种场合说了许多被克格勃抓住把柄的话。
朗道是一位智慧极高的科学家，加上口无遮拦的脾气，就会生出许多“轶事”来。其中有一则讲的是他在科学院大会上对李森科这个斯大林在科学界的宠儿不假辞色的嘲弄——大家知道，李森科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科学斗士，主张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有一次，李森科作完报告后，朗道问他：“你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终我们会得到生出来就没有耳朵的牛？”李森科不知是圈套，回答“是的。”接着朗道说了一句院士大会上没有人会讲的粗话把李森科问倒了，大意是，“那么请问，我们（男人）世世代代Ｘ女人，为什么她们的女儿出生时个个都是处女呢？”
在院士大会上都敢这样放肆讲话，可以想象朗道在私下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这份档案的主要部分就是朗道在各种私人的场合发表的言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对苏联当局某些内外政策的批评；特别是，还有对于苏维埃政权以及制度的批评。
这里摘引几句他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这后一句话同我国右派分子的“外行领导内行”异曲同工。
关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有这样一份来自告密者的报告：“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朗道还说过，“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给你下达的任务。”档案材料说，“类似的议论好几个侦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过。”
下面的一段话，据说是他对一位“知己同时也是学者”所说：“可我至今仍与你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诸如‘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劳动’的目标相距甚远。这种信你该写给中央，对我则高抬贵手。你知道，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这段话很像是从书信里摘抄来的，至于书信为什么落到克格勃的手里，恐怕要问那位被朗道视为“知己”的学者了。
他对苏联当局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很不以为然：“……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在世界上）领先的鼓噪。”
因为这份报告是为苏共中央提供资料，以便作出是否批准朗道出国申请的决策，所以就朗道出国后是否能够回国的问题，档案有较多的篇幅加以说明，其中一条说：“１９５７年，朗道一位极亲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国一事报告说：‘……既然不能相信朗道会回来，所以允许朗道出国，就是不慎重。他肯定不会眷恋自已的家，他对儿子的依恋亦不会产生依依不舍的印象。他很少同儿子往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儿子，而是自已的情妇们。……最近２０年来他生活的那种环境，他认为自已搞起来的小圈子里的人，使一直存在于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一旦出国，他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口味、个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自已的一言一行。’”——这位“极亲近的人士”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连朗道同儿子和情妇的感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朗道假如活着看到这份档案，想必是能够猜出来的。
朗道不仅有“敌视苏联的一切”的言论，而且有出卖国家机密的嫌疑，档案里谈到，“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科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朗道能出国，他同朗道圈子里的人专门讨论了国外最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在第一次同韦斯科夫私人会见时，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朗道把苏联学者的名单交给了韦斯科夫。名单上的学者，依朗道的意见，都是应该邀请到美国去的。这个名单上有他自已，还有依·米·利夫希茨、伊·叶·塔姆、维·拉·金兹堡等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参加中型机器制造部系统特别秘密工作的人。朗道提交名单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评价并讲述了谁是干什么的。他对韦斯科夫说，塔姆是搞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的，他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引者注：利夫希茨是朗道的学生，他同朗道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获得过１９６２的列宁奖金。塔姆是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获１９５８年诺贝尔物理奖，金兹堡则是２００３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型机器制造部”则是苏联核武器研制部门对外的名称，中国曾把对应的部门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大概就是从苏联学来的。
尽管这份档案开宗明义说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它实际上却也包括了一些在当局眼里看来是朗道的正面言论，例如档案里说，“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起，侦查机关注意到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给予正面评价。”——相信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朗道对新领导和新政策有某种肯定和期待。另外，他虽然是犹太人，在对待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这一问题上，他同苏联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类似资料中大概是找不到的，一个人一旦被定性为“敌对势力”，其档案里的正面内容就全部被抹掉，最多有一些“认罪态度良好”，“有立功表现”之类的词句。看看文革期间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材料就知道了。
不过，在这份报告成文前一年——１９５６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朗道的评论完全同苏联政府唱反调，他把自己的政府领导人斥为“一小撮罪人”和“卑鄙下流的刽子手”。他说：匈牙利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对于苏联领导人派军队镇压匈牙利的民众，他说“我们这儿的人决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沾满自身，……他们管理着国家，他们是我们这里的罪人。”
尤其是，匈牙利事件还带出了他对列宁的批判。下面这段档案中的内容，如果不是告密者的汇报，那就是克格勃在朗道家中窃听所得：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朗道在１９３８年起草那张导致他入狱的传单时，仅仅是表达了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愤慨，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档案中有一段话似乎有点费解，朗道说，“……第一件事，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就作到了，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政权完全转到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立即发出指令：抢夺被掠夺的归自已所有，他们认为在做这一切时是按科学办事的。……这不是什么错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思想，革命就是这样实现的。”（别人问）“那能不能说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朗道说，“那当然。”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笔者以为，金雁的“颠倒的联共（布）党史”一文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该文有这么一段文字：“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要召开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为动员手段，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也说要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一个临时机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搭了一个简易的住房，我们一定要盖一个比较牢靠的住房。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选’。在临时政府的时候一再提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因为是战争的情况下没有选成。十月革命以后就选举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得了少数票，２４％；社会革命党得了４０％。到此时列宁的口气完全变了，既然合法选举我是少数，那我就要用武力来取缔它。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说明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存在着质疑。十月革命时，朗道只有九岁，他从早年对“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的赞扬转变到后来对苏联政府的严厉批判态度，可能同他对十月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有关，毕竟，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还有在世的，联共党史的官方版本并不能一手遮天。
朗道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认识“与时俱进”到多远，还可以从下列几则档案记载看出来：
“今年（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２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１９３７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１９５７年）５月，他曾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财产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权贵，物理学家朗道在五十年代就洞察到了这一点！
“朗道认为，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并就此谈了他的几个推测，即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这包括他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日的谈话内容在内，那天他说，‘目前已很清楚，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现时政府不怎么受欢迎，加上人民仇恨当权者，军事政变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已的各种设想。”——１９５７年，正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年份，我们的伟大领袖断言“东风压倒西风”，朗道却预见了“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
朗道把列宁称为“头号法西斯分子”，念念不忘“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同这样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相比，聂绀弩在旧体诗里隐讳曲折表达的那些对毛主席和党的微词，对自己遭遇的牢骚等等，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儿科。看到朗道这样一些毫无掩饰的“反革命狼子野心”，苏共中央怎么能够批准他的出国申请呢？连他到兄弟国家中国访问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笔者相信，在当时苏共的领导中，一定也有人这么想：“这个姓朗道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朗道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不过，我们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和世界的物理学庆幸，除了不让他出国，苏联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并没有“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对待朗道还表现了相当的克制，据朗道的同事兼学生金兹堡回忆，１９５９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正是苏联当局的这种“只监控、不行动”的克制——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的权力的自我约束——使得古拉格里少了一个劳改犯人，苏联多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多了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毕竟，苏联共产党是孕育了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化的产物。
* 寄自美国，原载《华夏文摘》2009年4月3日CM0904a
纽约时报：一个没有十足把握的中国踏上世界舞台（图）
多伦多中文门户首页 > 新闻频道 > 国际新闻 > 2009-04-03 03:04:28 来源网站：纽约时报
让其他地方为本周的伦敦经济峰会能否拯救世界于经济崩溃而紧张吧。
中国前来参加会议，民主主义浪潮以及在低潮中冲浪的经济为它增添动力。尽管其他主要经济体今年会出现萎缩，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民族主义新书《中国不高兴》成为热点话题。通常低调的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因在墨西哥抨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而受到追捧。中国及其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全世界视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办法。
然而，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周三（4月1日）进行首次会晤时，中国人似乎在挣扎，既想吸引地缘政治聚光灯，又有些害羞。
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President Obama,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nd Timothy F. Geithner in London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shaking Mrs. Clinton's hand, and other Chinese officials.
政府上月迅速淡化处理习近平的言论。在周三，《中国日报》的头版警告说中国“中国经济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强大”，并援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学家汤敏（Tang Min）的话，称搭救中国就是对搭救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就是处于这样的窘境----在很多专家眼中，它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谈崛起仍然有点为时过早。
专家们认为，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其言行可以影响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及其他经济体。不过那些困扰中国的因素也同样真实：普遍贫困、专制统治等。如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不大可能实现其全球雄心。
另外，中国的经济运气与美国的纠缠不清。美国是它最大的客户，也是它的对手、债务人，而且美国迄今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尽管北京搅动全球金融架构的变革，并为华盛顿的损失幸灾乐祸，但它的利益与美国经济复兴有很大关系。
这并不能否定中国新近增强的地位。由于世界多数地方陷入金融崩溃，中国的经济突然显得很大，很健康，令世界其他地方无法忽视。
中国崛起的证据无处不在。三年前，中国还没有一家银行的市值跻身世界前二十名。如今，前三名都是中国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收购企业、技术和资源。中国持有一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其他西方国家也欠中国的钱。
中国显然怀着全球雄心。多年来，中国军费呈双位数增长。中国慢慢建立远洋海军，而且在去年12月，它派出三艘船前往索马里附近海域对付海盗。
外国分析家一致表示，从尖锐批评美国财政政策到就南海控制权展开口舌之战，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新生的自信令他们吃惊。
曾在1998年至2000年负责白宫亚洲政策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表示，传统上，中国在重大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会先看华盛顿的表态，然后才表示赞同或不赞同。
但是，“在过去两月，我相当惊讶地发现，中国像一个大国（major power）那样谈论事情。他们开始感到，中国可能是第一个或者紧跟美国之后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且到危机结束时，中国将是极少数不需要政府债务高筑就摆脱危机的国家之一。”
李侃如表示，这里正发生明显的改变，更加自信中国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地方，需要（像一个重要国家）那样做事。
不过，经济重要性不会自动转变为地缘政治分量。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真正全球大国的构成因素（例如道德影响等、军事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等）多数处于装配阶段，或者根本没有。
即使是中国不容置疑的经济影响力也需要加注。尽管中国大城市蓬勃发展，而且该国沿海已经变成世界工厂，但13亿人口中有8亿仍然是农民，很多人陷于贫困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要争夺第一世界地位。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负责中国政策项目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对于称中国为超级大国，我会持谨慎态度。它不是。它没有全球军事影响力，它的软实力有限，它的外交影响尽管已是全球性的，但在中东和拉美等地区仍然有限。”（作者 MICHAEL WINES，EDWARD WONG）
译文为摘译
G20倫敦峰會三大連環考驗·南方朔/亚洲周刊
G20倫敦峰會三大連環考驗·南方朔
當今世界金融與經濟面對三個層次的連環問題：經濟面，以度過目前難關為主要考量；中程面，關心當前金融紀律的問題；長程面，與美元脫的新國際儲備問題。國際財經新秩序特點是：不解決全部，即不可能解決個別，環環相扣。這是G20成敗的關鍵。
近十餘年來，隨著「美元時代」累積性弊病的產生，「全球經濟新秩序」這種呼聲的分貝已開始拉高，可惜的是，這些呼聲終究還是改變不了龐大的體制力量。終於要到了叢生的弊病誘發出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深度衰退，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但因蹉跎太久，它縱非病入膏肓，但因問題太深，它的解救成本太大，可能已超過人們的想像。
也正因此，這次的倫敦G20高峰會，實在重要無比。它和一九三三年夏天倫敦召開的「世界貨幣暨經濟會議」以及一九四四年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會議有著同樣等級的重要性。一九三三年倫敦會議，面對經濟的蕭條與貨幣混亂，原來希望能恢復固定匯率，但因各國為了自保及強化自己的貿易競爭力，因而無法達成共識，會議遂在一片混亂中收場。一九三四年美國停止私人將美元兌換黃金，接著將美元對黃金巨貶百分之六十。到了一九三六年金本位解體，國際金融體系形同崩潰，各國紛紛控制外匯，採取貿易限制、多重匯率，以及貶值競賽，使得經濟形勢徹底惡化，最後只得靠最大的公共支出—即戰爭來解決那不可能解決的難題。而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則非常不容易的確定了有彈性的金匯兌制度及清算支付體系。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代初解體為止，它對全球金融及經濟都發揮了相當的安定作用。
這也就是說，如果借古喻今，人們期待這次的G20峰會至少要對當今失控的金融及惡化的經濟做出一些具有中程效果的安排，使得失控與惡化能夠停止，否則這次G20就像一九三三年「世界貨幣暨經濟會議」一樣，由於它的會議失敗，使得整個局勢最後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程度。
當今全球金融海嘯及因此而引爆的經濟衰退，如果回頭檢視，即當可知，它乃是一九七零年代初布雷頓森林協議解體，而後美國以其經濟獨強的勢力形成所謂「美元時代」後的危機累積所致，前法國總統戴高樂在世時，即抨擊美元有著「離譜到過分的特權」(The Exorbitant Privilege)。當今全球問題的核心即是美元這種離譜到過分特權所致，它造成了全球金融體系易受傷害性持續擴大，全球貨幣體系失去安全，以及貿易秩序失去安定。
戴高樂在世時，目睹美元泛濫，美元的霸權地位正在形成的時刻，當時他即提出以單一主權國家的貨幣為國際貨幣，一個不公平又不穩定的金融秩序就會形成。他有這樣的遠見，但卻缺乏有效的代替方案，遂使得這種遠見不彰。「美元時代」終究還是不可抵擋的到來。美元的獨霸，隨著後來的發展，成了一種美國國庫券本位（Treasury-bill Standard）的制度。它在操作上，乃是美國持續擴大雙赤字，而後以強迫或半強迫的方式，讓從美國得到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將其順差美元回流到美國公債及政府支持的抵押債券上。這種以債養債的運作方式，由於它有著「利潤回流」這種老帝國主義的本質，因而學者專家遂稱之為「債務帝國」。這種運作模式，其實有著多重惡兆意義：
其一，就債務而言，它持續擴充新債，等於加工製造美元貶值，藉著美元貶值、通貨膨脹而稀釋掉以前的債務，這種稀釋債務的方法，學理上被稱為「不明言的債務不履約」(Implicit Debt Default)。明言的債務不履約指的是屆期債務無法履行，而「不明言的債務不履約」指的是透過貨幣貶值，舊債其實是一種打了折扣的方式履行。在債務關係上，這是一種惡性行為，乃是對債權國的剝削。這種債養債的方式，越到後來越難以為繼。這也是最近一年來，美國持續施壓，企圖將新興經濟體高達三點五兆美元主權基金挹注美國破洞，各國皆拒絕同意的關鍵。
其二，債務擴增，國內貨幣供給寬鬆及看貶，它自然鼓勵出信用便宜、民間負儲蓄，資金往股市及房市集中，製造出資產泡沫，而人民則利用泡沫形成過程中的差價超前消費的現象，這乃是通稱的「非理性的繁榮」之結構原因。而更加致命的，這乃是非理性的繁榮創造出獨特的逐利文化以及金融服務業的過度擴張。近代金融管理上因而出現一種獨特的「技術創新」(Financial Tech. Innovation)。耶魯大學金融學者謝勒（Robert J.Shiller）即曾指出，金融的技術創新並沒有被用到金融管理的合理化及國際管理等方面，而是被用到金融商品的過度開發與設計上，甚至還到了相當扭曲，有時候形同欺詐的程度，華爾街投資銀行大量招攬具有數學博碩士資格的「計量金融師」(Quant)，他們主要的任務乃是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數學量化包裝，無論房貸、消貸、車貸等任何債務皆可經由包裝而被翻轉為資產，作為一種投資工具，而後經由三大信評公司背書，向全球銀行、人壽保險公司、投信機構，甚至個人銷售，金融衍生性商品的泛濫，乃是華爾街特權的過度膨脹。它後來也被認為是「全球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老鼠會），它所造成的傷害難以估計，可能高達百兆美元。這也是縱使全球赤字救經濟，美英日等甚至不斷加印鈔票，但破洞仍然無法填滿的原因。
美元持續貶值對沖泛濫
其三，美元持續貶值，除了對內製造資產泡沫外，它也造成美元避險（對沖）行為的全球泛濫，單單美國此類避險（對沖）基金即超過四千個之多，全球匯市每日交易由一九八九年的每天五千億美元暴增至二零零八年的三點二兆美元，美元避險加上其他因素，助長了境外避稅天堂的蓬勃發展。而這樣的發展，其實又都是一九八九年所謂「華盛頓共識」，貨幣自由跨界流動的結果。美元避險一方面造成了其他國家的金融不安定，如英鎊危機、盧布危機、披索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等之投機所造成的災難，另方面也造成美英日等國大量富人及公司的資金外流及不透明化，單單美國每年即失去稅收至少三千億美元。對此，美英只看到自己稅權減少這部分，對擾亂其他國家金融穩定的部分則視而不見。
其四，美國負債增加，迄至目前為止，它的公私負債已超過GDP的百分之三百五十，負債增加和美元貶值，它的惡果乃是老人及未來世代平日生活的日益艱困。美國世代經濟學家、「美國經濟研究局」專家考尼可夫(Laurence J.Kotlikoff)即指出，這已使得將來的美國財政短缺高達五十一兆美元。將來世代的稅率將高達百分之七十八，始足以應付。美元失去紀律後，在擾亂到全球的同時，乃是它的內部所謂的「偷竊子孫說」（Generational theft）開始日益受到重視的原因。
綜合上述幾個要點，已可看出由於美國的放任失責，金融失去紀律，它已形同美元綁架了全世界，同時也害到它自己。這乃是次貸因果、金融海嘯、全球深度衰退等一系列災難形成的結構性原因。自衰退迄今，美英在英國首相布朗(白高敦)先行之下，無限的擴大赤字，進而「量化寬鬆」，形同印鈔票救經濟。但由日本泡沫經濟的經驗，這不但不足以救經濟，反而飲鴆止渴，會因為狂印鈔票而對全球造成美元更加泛濫及通脹貶值。英國最近公債已賣不出去；美國已淪落到必須由聯準會（聯儲局）向財政部買公債的程度。已有人認為英國可能淪為西歐的冰島，而美國則成為「第二個日本」，這都不是憂天的杞人之言，有可能是個即將實現的預言。
歐元無意挑戰美元地位
因此，當今全球的金融及經濟問題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經濟面的問題，乃是以度過難關為主要考量，英美日等國屬於這個集團。它主張全球赤字救經濟，而新興經濟體則應將外匯儲備投入美國公債或投入美國可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只是在美債持續增加的此刻，這種主張難獲認同；加以此種主張亦有掏空新興經濟體國家財力的企圖，新興經濟體必須更加小心翼翼。至於挹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不符國際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財源理應來自成員的分攤，而不宜指名強索。此外，美英日在金融秩序上只關心與他們自己有關的「肥貓現象」（「肥貓」指獲取與其貢獻不成比例的高薪酬的企業高階人員）、逃避稅等的透明化，對其他部分則不在意，這些只顧自己和眼前利益的主張，自然難獲其他國家的同意。
第二個，中程面的問題，主要的是關心當前金融紀律的課題，歐洲方面以此為重點。歐洲大陸過去即對赤字嚴格限制，以GDP的百分之三為上限，因而德法皆反對赤字及印鈔救經濟。近月來諸如認為「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美英那一套是通往地獄之路」，是「不計後果的凱恩斯主義」等說法皆出自歐洲大陸，歐陸國家普遍認為政府應該調控、管制赤字，對金融衍生性商品和避險基金、信用評級公司、境外避險天堂等共犯體系強化監督，以及設定金融風險示警系統等，歐洲無意挑戰美元獨霸的地位，而是著眼於技術性的監督和紀律問題，主因即在於歐洲本身的歐元體系已因經濟惡化而議論紛紛，而且在國際體系內，歐元早有一席之地，自無必要在新貨幣問題上與美英日這個集團交惡，中程紀律問題是它最妥當的選擇。
第三個，長程面問題，關心的是與美元脫的新國際儲備問題，所有新興經濟體如中俄印巴西與南韓等皆屬之，這些新興國家的龐大外匯儲備，已成了美英施壓的對象，而這些國家為了保障財富與國力，自不容它被任意掏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最近發出的呼籲即為代表。「特別提款權」的價位由十六國貨幣合計組成，它在設計時即有國際儲備貨幣之考量，國際運費及油價過去也一度有特別提款權計算之議，這也就是周小川之論，有其客觀性，它的確是個可考慮的選擇。而這種長程問題裏，尚應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權力的重分配、國際貨幣流動的管理，如托賓稅(Tobin Tax)問題等，新國際貨幣不是挑戰美元，而是要把貨幣大家庭納入合紀律的管理中。
上述三個層面的問題，表面看是三，其實則是一體的三面。國際財經新秩序有個特點：不解決全部，即不可能解決個別；只想解決個別而不考慮全部，最後是個別也不可能解決。而這才是G20峰會成功失敗的關鍵，也是全球無法迴避的新秩序之前提！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14期
當今世界金融與經濟面對三個層次的連環問題：經濟面，以度過目前難關為主要考量；中程面，關心當前金融紀律的問題；長程面，與美元脫的新國際儲備問題。國際財經新秩序特點是：不解決全部，即不可能解決個別，環環相扣。這是G20成敗的關鍵。
近十餘年來，隨著「美元時代」累積性弊病的產生，「全球經濟新秩序」這種呼聲的分貝已開始拉高，可惜的是，這些呼聲終究還是改變不了龐大的體制力量。終於要到了叢生的弊病誘發出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深度衰退，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但因蹉跎太久，它縱非病入膏肓，但因問題太深，它的解救成本太大，可能已超過人們的想像。
也正因此，這次的倫敦G20高峰會，實在重要無比。它和一九三三年夏天倫敦召開的「世界貨幣暨經濟會議」以及一九四四年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會議有著同樣等級的重要性。一九三三年倫敦會議，面對經濟的蕭條與貨幣混亂，原來希望能恢復固定匯率，但因各國為了自保及強化自己的貿易競爭力，因而無法達成共識，會議遂在一片混亂中收場。一九三四年美國停止私人將美元兌換黃金，接著將美元對黃金巨貶百分之六十。到了一九三六年金本位解體，國際金融體系形同崩潰，各國紛紛控制外匯，採取貿易限制、多重匯率，以及貶值競賽，使得經濟形勢徹底惡化，最後只得靠最大的公共支出—即戰爭來解決那不可能解決的難題。而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則非常不容易的確定了有彈性的金匯兌制度及清算支付體系。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代初解體為止，它對全球金融及經濟都發揮了相當的安定作用。
這也就是說，如果借古喻今，人們期待這次的G20峰會至少要對當今失控的金融及惡化的經濟做出一些具有中程效果的安排，使得失控與惡化能夠停止，否則這次G20就像一九三三年「世界貨幣暨經濟會議」一樣，由於它的會議失敗，使得整個局勢最後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程度。
當今全球金融海嘯及因此而引爆的經濟衰退，如果回頭檢視，即當可知，它乃是一九七零年代初布雷頓森林協議解體，而後美國以其經濟獨強的勢力形成所謂「美元時代」後的危機累積所致，前法國總統戴高樂在世時，即抨擊美元有著「離譜到過分的特權」(The Exorbitant Privilege)。當今全球問題的核心即是美元這種離譜到過分特權所致，它造成了全球金融體系易受傷害性持續擴大，全球貨幣體系失去安全，以及貿易秩序失去安定。
戴高樂在世時，目睹美元泛濫，美元的霸權地位正在形成的時刻，當時他即提出以單一主權國家的貨幣為國際貨幣，一個不公平又不穩定的金融秩序就會形成。他有這樣的遠見，但卻缺乏有效的代替方案，遂使得這種遠見不彰。「美元時代」終究還是不可抵擋的到來。美元的獨霸，隨著後來的發展，成了一種美國國庫券本位（Treasury-bill Standard）的制度。它在操作上，乃是美國持續擴大雙赤字，而後以強迫或半強迫的方式，讓從美國得到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將其順差美元回流到美國公債及政府支持的抵押債券上。這種以債養債的運作方式，由於它有著「利潤回流」這種老帝國主義的本質，因而學者專家遂稱之為「債務帝國」。這種運作模式，其實有著多重惡兆意義：
其一，就債務而言，它持續擴充新債，等於加工製造美元貶值，藉著美元貶值、通貨膨脹而稀釋掉以前的債務，這種稀釋債務的方法，學理上被稱為「不明言的債務不履約」(Implicit Debt Default)。明言的債務不履約指的是屆期債務無法履行，而「不明言的債務不履約」指的是透過貨幣貶值，舊債其實是一種打了折扣的方式履行。在債務關係上，這是一種惡性行為，乃是對債權國的剝削。這種債養債的方式，越到後來越難以為繼。這也是最近一年來，美國持續施壓，企圖將新興經濟體高達三點五兆美元主權基金挹注美國破洞，各國皆拒絕同意的關鍵。
其二，債務擴增，國內貨幣供給寬鬆及看貶，它自然鼓勵出信用便宜、民間負儲蓄，資金往股市及房市集中，製造出資產泡沫，而人民則利用泡沫形成過程中的差價超前消費的現象，這乃是通稱的「非理性的繁榮」之結構原因。而更加致命的，這乃是非理性的繁榮創造出獨特的逐利文化以及金融服務業的過度擴張。近代金融管理上因而出現一種獨特的「技術創新」(Financial Tech. Innovation)。耶魯大學金融學者謝勒（Robert J.Shiller）即曾指出，金融的技術創新並沒有被用到金融管理的合理化及國際管理等方面，而是被用到金融商品的過度開發與設計上，甚至還到了相當扭曲，有時候形同欺詐的程度，華爾街投資銀行大量招攬具有數學博碩士資格的「計量金融師」(Quant)，他們主要的任務乃是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數學量化包裝，無論房貸、消貸、車貸等任何債務皆可經由包裝而被翻轉為資產，作為一種投資工具，而後經由三大信評公司背書，向全球銀行、人壽保險公司、投信機構，甚至個人銷售，金融衍生性商品的泛濫，乃是華爾街特權的過度膨脹。它後來也被認為是「全球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老鼠會），它所造成的傷害難以估計，可能高達百兆美元。這也是縱使全球赤字救經濟，美英日等甚至不斷加印鈔票，但破洞仍然無法填滿的原因。
美元持續貶值對沖泛濫
其三，美元持續貶值，除了對內製造資產泡沫外，它也造成美元避險（對沖）行為的全球泛濫，單單美國此類避險（對沖）基金即超過四千個之多，全球匯市每日交易由一九八九年的每天五千億美元暴增至二零零八年的三點二兆美元，美元避險加上其他因素，助長了境外避稅天堂的蓬勃發展。而這樣的發展，其實又都是一九八九年所謂「華盛頓共識」，貨幣自由跨界流動的結果。美元避險一方面造成了其他國家的金融不安定，如英鎊危機、盧布危機、披索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等之投機所造成的災難，另方面也造成美英日等國大量富人及公司的資金外流及不透明化，單單美國每年即失去稅收至少三千億美元。對此，美英只看到自己稅權減少這部分，對擾亂其他國家金融穩定的部分則視而不見。
其四，美國負債增加，迄至目前為止，它的公私負債已超過GDP的百分之三百五十，負債增加和美元貶值，它的惡果乃是老人及未來世代平日生活的日益艱困。美國世代經濟學家、「美國經濟研究局」專家考尼可夫(Laurence J.Kotlikoff)即指出，這已使得將來的美國財政短缺高達五十一兆美元。將來世代的稅率將高達百分之七十八，始足以應付。美元失去紀律後，在擾亂到全球的同時，乃是它的內部所謂的「偷竊子孫說」（Generational theft）開始日益受到重視的原因。
綜合上述幾個要點，已可看出由於美國的放任失責，金融失去紀律，它已形同美元綁架了全世界，同時也害到它自己。這乃是次貸因果、金融海嘯、全球深度衰退等一系列災難形成的結構性原因。自衰退迄今，美英在英國首相布朗(白高敦)先行之下，無限的擴大赤字，進而「量化寬鬆」，形同印鈔票救經濟。但由日本泡沫經濟的經驗，這不但不足以救經濟，反而飲鴆止渴，會因為狂印鈔票而對全球造成美元更加泛濫及通脹貶值。英國最近公債已賣不出去；美國已淪落到必須由聯準會（聯儲局）向財政部買公債的程度。已有人認為英國可能淪為西歐的冰島，而美國則成為「第二個日本」，這都不是憂天的杞人之言，有可能是個即將實現的預言。
歐元無意挑戰美元地位
因此，當今全球的金融及經濟問題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經濟面的問題，乃是以度過難關為主要考量，英美日等國屬於這個集團。它主張全球赤字救經濟，而新興經濟體則應將外匯儲備投入美國公債或投入美國可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只是在美債持續增加的此刻，這種主張難獲認同；加以此種主張亦有掏空新興經濟體國家財力的企圖，新興經濟體必須更加小心翼翼。至於挹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不符國際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財源理應來自成員的分攤，而不宜指名強索。此外，美英日在金融秩序上只關心與他們自己有關的「肥貓現象」（「肥貓」指獲取與其貢獻不成比例的高薪酬的企業高階人員）、逃避稅等的透明化，對其他部分則不在意，這些只顧自己和眼前利益的主張，自然難獲其他國家的同意。
第二個，中程面的問題，主要的是關心當前金融紀律的課題，歐洲方面以此為重點。歐洲大陸過去即對赤字嚴格限制，以GDP的百分之三為上限，因而德法皆反對赤字及印鈔救經濟。近月來諸如認為「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美英那一套是通往地獄之路」，是「不計後果的凱恩斯主義」等說法皆出自歐洲大陸，歐陸國家普遍認為政府應該調控、管制赤字，對金融衍生性商品和避險基金、信用評級公司、境外避險天堂等共犯體系強化監督，以及設定金融風險示警系統等，歐洲無意挑戰美元獨霸的地位，而是著眼於技術性的監督和紀律問題，主因即在於歐洲本身的歐元體系已因經濟惡化而議論紛紛，而且在國際體系內，歐元早有一席之地，自無必要在新貨幣問題上與美英日這個集團交惡，中程紀律問題是它最妥當的選擇。
第三個，長程面問題，關心的是與美元脫的新國際儲備問題，所有新興經濟體如中俄印巴西與南韓等皆屬之，這些新興國家的龐大外匯儲備，已成了美英施壓的對象，而這些國家為了保障財富與國力，自不容它被任意掏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最近發出的呼籲即為代表。「特別提款權」的價位由十六國貨幣合計組成，它在設計時即有國際儲備貨幣之考量，國際運費及油價過去也一度有特別提款權計算之議，這也就是周小川之論，有其客觀性，它的確是個可考慮的選擇。而這種長程問題裏，尚應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權力的重分配、國際貨幣流動的管理，如托賓稅(Tobin Tax)問題等，新國際貨幣不是挑戰美元，而是要把貨幣大家庭納入合紀律的管理中。
上述三個層面的問題，表面看是三，其實則是一體的三面。國際財經新秩序有個特點：不解決全部，即不可能解決個別；只想解決個別而不考慮全部，最後是個別也不可能解決。而這才是G20峰會成功失敗的關鍵，也是全球無法迴避的新秩序之前提！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14期
中國挑戰美元霸權推動全球金融新秩序/亚洲周刊
中國挑戰美元霸權推動全球金融新秩序·紀碩鳴、劉穎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倫敦峰會前夕，呼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實行超主權貨幣，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響，也震動美國。同時中國在四萬億投資之後又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將外向型經濟往內需轉移，又與周邊地區進行貨幣互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挑戰美元霸權，中國的全球金融戰略布局日漸清晰，要求重劃金融版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金融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日漸嚴重，二十國高峰會（G20）召開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卻在這時撰文，要求逐步推行超主權的國際貨幣，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這「一石」激起千層浪，不但震動美國，在全球也引起強烈迴響，要求終結美元獨霸成為國際呼聲。儘管超主權貨幣的可行性仍有爭議，G20可能難有實質性成果，儘管新的全球信用貨幣的出現還很遙遠，但周小川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挑戰了美元霸權，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長跑邁開了第一步，推動世界各國奔向全球金融的新體系。
七十六年前的一九三三年，是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艱難時期，也是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上，關於國際貨幣體系的討論因美國退出而失敗，加劇了全球經濟危機以至於二戰爆發，而試圖主導全球的美國終於在十一年後的一九四四年，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重建全球貨幣體系，肇始以美元作為世界通貨的歷史。今天，雖然美國的霸權仍難以動搖，但以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的崛起，與美國、歐盟成三足鼎立之勢，但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仍掌握在美歐等西方大國手中，全球金融體系的變革勢在必行，因此作為一個大國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影響深遠。
周小川的呼籲其實只是中國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一環，只是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推進中國金融戰略中的一步。雖然中國金融業因為未完全開放而有防火牆，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遭受滑鐵盧。不過在危險中，也給中國帶來機遇。北京及時作出調整，開始了金融危機之中的國際戰略布局。三月三十日，中國央行和阿根廷在G20會議前簽署七百億人民幣（約一百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這是中國首次在亞洲以外進行此項金融安排，不但進一步擺脫美元結算的束縛，也表明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在國內，北京不斷推出拯救措施，十一月四萬億投資方案出台，提出拉動經濟的十項措施，將原計劃中長期發展的項目提前實施。這些項目被戲稱為是「鐵（路）公（路）機（場）」，由政府提供市場需求，將外向型拉動的經濟往內需市場轉移。
二零零九年一月中國政府首先推出鋼鐵和汽車業調整振興規劃，到二月二十五日有色金屬產業和物流業調整振興規劃獲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在短短四十二天時間，中國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展現在全國老百姓面前，成為繼第一輪四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出台後，中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又一個大手筆。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對不久前出台的十大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作出部署。「認真實施汽車、鋼鐵、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現代物流等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著力解決這些行業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推進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從拉動內需的十項措施，到產業振興的十大規劃，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是堅毅和果斷。北京的布局沒有就此而止，產業振興需要金融配套。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國務院就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意見》包括九方面內容，共三十條。《意見》要求，創造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以高於GDP增長和物價上漲之和三至四個百分點的增幅，作為二零零九年貨幣供應量目標，爭取全年廣義貨幣M2供應量增長百分之十七左右，全年新增貸款五萬億，讓產業振興有充分資金保證。
至此，中國政府推出了整套面對金融危機的應急方案。中國政府敏感意識到金融危機下顯示的風險所在，一方面過度依賴外需讓實體經濟受挫，另一方面單一過量的美元外匯儲備，讓中國承擔了過多的風險。上海行政幹部管理學院周東華教授對亞洲週刊表示，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原有發展模式的困境和風險，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誰都離不開誰的格局，「中國掌握大量美元，又不能不買美債；美國擔心中國拋美元而引起美元貶值。但最近，這樣的平衡格局被美國打破，挑起了『貨幣戰爭』，令中國走出戰略布局的第二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中國對美國的救市方案對中國尤其中國外儲的安全可能產生的影響早已有清醒的認識。美聯儲三月十八日宣布，將在未來六個月內購買三千億美元長期國債，並準備再次購買八千五百億美元機構債，已引發全球輿論對美國向債權國轉移危機的普遍憂慮。美國貨幣當局以這種實質上等於「印鈔票」的方式，支持政府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引發了市場對美元購買力的擔憂，逼使美元下跌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歐美股市乘機反彈。
溫家寶的擔憂出現了，持有大量美元外匯及美元債券的中國利益因美元貶值將直接受損。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接著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不斷打出挑戰美元霸權的強勢牌。四月二日G20高峰會召開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網站連續發表兩篇文章，倡議將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發展為超主權儲備貨幣，並逐步替換現有儲備貨幣。周小川在文章中沒有點名美元，他在三月二十三日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機反映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因此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周小川提出，「通過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儲備貨幣，才能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他建議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並拓寬用途，將收支盈餘國家的部分外匯儲備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中管理。二十四日，周小川在央行網站再度發表《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的文章，直指目前美元擔當國際儲備貨幣所存在的問題：「當一些國家儲蓄增加時，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隨後到哥倫比亞出席「美洲開發銀行年會」的周小川再次呼籲：改革國際金融體系。
周小川的提議令美國措手不及，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講時，被問到如何理解周小川的建議。蓋特納說了一句「根據我的了解，有關建議是為了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用途，我對這建議的態度是頗開放的」。頃刻，美元兌歐元的匯率就應聲下跌百分之一點三。直到主持會議的財政部前官員奧爾特曼提醒，蓋特納隨即澄清，美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才穩定了市場情緒，美元匯價回順。
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要急著出來信誓旦旦表明，美元異常強勁。在記者會被問到對中國和俄羅斯建議世界逐步走向國際單一貨幣的看法時，奧巴馬表示：「我不認為有需要實行國際貨幣。」他強調：「美元強勁是因投資者視美國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擁有全球最穩定的政治制度。」
周小川的有關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議，在國際社會引起不同意見。還在中國之前，俄羅斯就提出過類似主張。克里姆林宮在公開發布的倫敦金融峰會「路線圖」中建議，可以考慮創造一種新的儲備貨幣，由國際金融機構來發行，以改變目前美元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格局。「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也表示了贊同。巴西總統盧拉三月二十六日在首都巴西利亞與英國首相布朗（白高敦）舉行會談後表示：「需要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具有進行充分討論的價值。」
聯合國金融、經濟改革諮詢團也在二十六日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報告，敦促世界領導人同意構建替代美元的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撰寫這次聯合國報告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替代美元是最快的途徑，但我認為，從長期來看，最好成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機構。」
對於中國等一些新興國家經濟體更換儲備貨幣的建議，歐盟儘管支持新興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對於更換儲備貨幣的建議卻不是很「感冒」。對此，負責經濟和貨幣事務的歐盟委員華金·阿爾穆尼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沒有看到「美元今天作為一種主要儲備貨幣所發揮的作用在結構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挑戰美元霸權出現二種聲音，北京則繼續加大力度，同時也開始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撰文，《國際金融體系應進行全面改革》。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泰晤士報》也發文表達類似看法，要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早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G20會議上明確提出，要「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共同支撐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中國跟貨幣有關的領導人都在這次G20峰會前表明立場，顯示一直以來在國際金融體系的爭霸戰中，曾經弱勢的中國要擴大影響，爭取主動。中國在參與創造新的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拿出自己的理論，還要實實在在推進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當此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呼聲日益高漲之際，以貨幣互換打頭陣的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引人關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先後與周邊經濟體貨幣當局建立了總計五千八百億元人民幣的三年期雙邊本幣互換安排。其中：去年十二月與韓國央行簽署了規模為一千八百億元的雙邊互換框架協議；今年又分別與香港金管局、馬來西亞央行、白俄羅斯國家銀行、印尼央行簽署了規模為二千億、八百億、二百億、一千億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事實上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邁出的重要一步，要為國際金融體系注入一些新鮮的動力。
三月二十五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到二零二零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當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中國證監會三月三十一日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辦法自五月一日起實施。意味著中國全面起動金融體制改革，並將中國的金融延伸到國際舞台。
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實質是將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列出時間表，強勢表明人民幣國際化的願望。上海行政幹部管理學院教授周東華表示，一直以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國際要求，中國總是被動應對，「歷來要表達自己財富的方式只是美元。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用自己的身份表達財富，同時讓全球享有。中國要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人民幣的開放成為必要條件之一」。周東華認為，國務院批准了上海建「二個中心」的意見，其深遠意義相當於二十年前的浦東開發，成為中國跨出再發展的歷史一步。
今天，中國金融巨輪要飄洋過海，周東華認為，確定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標誌著中國在金融危機的大洗牌中走向國際，在國際金融格局中確立中國的新地位。「這不僅是上海的定位、方向，也將是中國走向強大的出路。」可以看到的是，中國以金融對外戰略調整，目標是挑戰美國霸權，金融發展支撐在產業調整，基點設在上海。「面對金融危機的布局，中國有可能走出巨大飛躍的一步。」
最近，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主辦的「兩岸三地金融座談會」上，閉門研討全球金融危機及對兩岸三地的影響。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話題為兩岸三地金融、經濟專家們熱議。交通銀行香港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不認為目前美元的國際地位可以撼動。SDR為IMF會計上記帳的單位，由美元、馬克、日圓、法郎、英鎊等五種主要貨幣構成。都是紙幣，實行定量寬鬆，「如果有問題，那就不單是美元，而是所有貨幣的問題」。目前全球大概九成的金融交易是美元主導，全球各國央行儲備六成多還是美元，「在過去很多年中，美元儲備和供應還是比較穩定的」。羅家聰強調，大家都在印鈔時，美元沒有貶值的因素，因為大家都在加緊印鈔，最近人民幣也有二成的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博士傾向贊同羅家聰的觀點，他表示，不贊同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權的貨幣體系的提議。
不過大多數與會金融專家認為，美國、美元應該對這次金融危機承擔責任，提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是時候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甄炳禧指出：「這次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起源於美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合理的國際儲備體系，與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造成的，這個特權可充分利用，在經濟好的時候，可以得好處，不好時，起碼可減少困境，轉嫁危機。」有人計算，美元貶值一成，美國在全球的債務可減少二萬億美元。甄炳禧強調，周小川行長提出改革貨幣體系是時候了，「雖然這是漫長過程，但不提不行，不僅要提，而且要不斷提。」
來自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的林祖嘉教授也認為，早年就有人提出使用國際貨幣，那時美國的GDP佔全球的二分之一，而現在也就二成至二成五，「為什麼要讓美國來主導全世界呢？當然馬上改有困難，但現在絕對是檢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時候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研究員一針見血地指出，觸及美國霸權是有二，一是美元霸權；二是美國的軍事霸權，支撐的是美元。
二戰以後，美元替代英鎊成為主導貨幣，陳鳳英指出，世界上由此出現美元引起的幾次危機；這一次美元危機是新型市場崛起，發展中國家儲備了大量的貨幣，美國因為產業轉移、金融化，出現了體制內外失衡，令整個世界陷入危機。陳鳳英強調，人們一直在迴避多次金融危機越演越烈的原因，「貨幣危機，核心就是美元危機」。
G20倫敦峰會召開之前，世界瀰漫著「貨幣戰爭」的氣息，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意見不一，美歐之間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也有諸多分歧。國際金融體系進入戰國時代，挑戰美元霸權，要求重劃版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14期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倫敦峰會前夕，呼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實行超主權貨幣，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響，也震動美國。同時中國在四萬億投資之後又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將外向型經濟往內需轉移，又與周邊地區進行貨幣互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挑戰美元霸權，中國的全球金融戰略布局日漸清晰，要求重劃金融版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金融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日漸嚴重，二十國高峰會（G20）召開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卻在這時撰文，要求逐步推行超主權的國際貨幣，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這「一石」激起千層浪，不但震動美國，在全球也引起強烈迴響，要求終結美元獨霸成為國際呼聲。儘管超主權貨幣的可行性仍有爭議，G20可能難有實質性成果，儘管新的全球信用貨幣的出現還很遙遠，但周小川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挑戰了美元霸權，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長跑邁開了第一步，推動世界各國奔向全球金融的新體系。
七十六年前的一九三三年，是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艱難時期，也是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上，關於國際貨幣體系的討論因美國退出而失敗，加劇了全球經濟危機以至於二戰爆發，而試圖主導全球的美國終於在十一年後的一九四四年，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重建全球貨幣體系，肇始以美元作為世界通貨的歷史。今天，雖然美國的霸權仍難以動搖，但以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的崛起，與美國、歐盟成三足鼎立之勢，但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仍掌握在美歐等西方大國手中，全球金融體系的變革勢在必行，因此作為一個大國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影響深遠。
周小川的呼籲其實只是中國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一環，只是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推進中國金融戰略中的一步。雖然中國金融業因為未完全開放而有防火牆，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遭受滑鐵盧。不過在危險中，也給中國帶來機遇。北京及時作出調整，開始了金融危機之中的國際戰略布局。三月三十日，中國央行和阿根廷在G20會議前簽署七百億人民幣（約一百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這是中國首次在亞洲以外進行此項金融安排，不但進一步擺脫美元結算的束縛，也表明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在國內，北京不斷推出拯救措施，十一月四萬億投資方案出台，提出拉動經濟的十項措施，將原計劃中長期發展的項目提前實施。這些項目被戲稱為是「鐵（路）公（路）機（場）」，由政府提供市場需求，將外向型拉動的經濟往內需市場轉移。
二零零九年一月中國政府首先推出鋼鐵和汽車業調整振興規劃，到二月二十五日有色金屬產業和物流業調整振興規劃獲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在短短四十二天時間，中國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展現在全國老百姓面前，成為繼第一輪四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出台後，中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又一個大手筆。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對不久前出台的十大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作出部署。「認真實施汽車、鋼鐵、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現代物流等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著力解決這些行業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推進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從拉動內需的十項措施，到產業振興的十大規劃，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是堅毅和果斷。北京的布局沒有就此而止，產業振興需要金融配套。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國務院就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意見》包括九方面內容，共三十條。《意見》要求，創造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以高於GDP增長和物價上漲之和三至四個百分點的增幅，作為二零零九年貨幣供應量目標，爭取全年廣義貨幣M2供應量增長百分之十七左右，全年新增貸款五萬億，讓產業振興有充分資金保證。
至此，中國政府推出了整套面對金融危機的應急方案。中國政府敏感意識到金融危機下顯示的風險所在，一方面過度依賴外需讓實體經濟受挫，另一方面單一過量的美元外匯儲備，讓中國承擔了過多的風險。上海行政幹部管理學院周東華教授對亞洲週刊表示，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原有發展模式的困境和風險，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誰都離不開誰的格局，「中國掌握大量美元，又不能不買美債；美國擔心中國拋美元而引起美元貶值。但最近，這樣的平衡格局被美國打破，挑起了『貨幣戰爭』，令中國走出戰略布局的第二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中國對美國的救市方案對中國尤其中國外儲的安全可能產生的影響早已有清醒的認識。美聯儲三月十八日宣布，將在未來六個月內購買三千億美元長期國債，並準備再次購買八千五百億美元機構債，已引發全球輿論對美國向債權國轉移危機的普遍憂慮。美國貨幣當局以這種實質上等於「印鈔票」的方式，支持政府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引發了市場對美元購買力的擔憂，逼使美元下跌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歐美股市乘機反彈。
溫家寶的擔憂出現了，持有大量美元外匯及美元債券的中國利益因美元貶值將直接受損。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接著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不斷打出挑戰美元霸權的強勢牌。四月二日G20高峰會召開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網站連續發表兩篇文章，倡議將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發展為超主權儲備貨幣，並逐步替換現有儲備貨幣。周小川在文章中沒有點名美元，他在三月二十三日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機反映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因此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周小川提出，「通過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儲備貨幣，才能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他建議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並拓寬用途，將收支盈餘國家的部分外匯儲備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中管理。二十四日，周小川在央行網站再度發表《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的文章，直指目前美元擔當國際儲備貨幣所存在的問題：「當一些國家儲蓄增加時，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隨後到哥倫比亞出席「美洲開發銀行年會」的周小川再次呼籲：改革國際金融體系。
周小川的提議令美國措手不及，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講時，被問到如何理解周小川的建議。蓋特納說了一句「根據我的了解，有關建議是為了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用途，我對這建議的態度是頗開放的」。頃刻，美元兌歐元的匯率就應聲下跌百分之一點三。直到主持會議的財政部前官員奧爾特曼提醒，蓋特納隨即澄清，美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才穩定了市場情緒，美元匯價回順。
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要急著出來信誓旦旦表明，美元異常強勁。在記者會被問到對中國和俄羅斯建議世界逐步走向國際單一貨幣的看法時，奧巴馬表示：「我不認為有需要實行國際貨幣。」他強調：「美元強勁是因投資者視美國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擁有全球最穩定的政治制度。」
周小川的有關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議，在國際社會引起不同意見。還在中國之前，俄羅斯就提出過類似主張。克里姆林宮在公開發布的倫敦金融峰會「路線圖」中建議，可以考慮創造一種新的儲備貨幣，由國際金融機構來發行，以改變目前美元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格局。「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也表示了贊同。巴西總統盧拉三月二十六日在首都巴西利亞與英國首相布朗（白高敦）舉行會談後表示：「需要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具有進行充分討論的價值。」
聯合國金融、經濟改革諮詢團也在二十六日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報告，敦促世界領導人同意構建替代美元的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撰寫這次聯合國報告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替代美元是最快的途徑，但我認為，從長期來看，最好成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機構。」
對於中國等一些新興國家經濟體更換儲備貨幣的建議，歐盟儘管支持新興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對於更換儲備貨幣的建議卻不是很「感冒」。對此，負責經濟和貨幣事務的歐盟委員華金·阿爾穆尼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沒有看到「美元今天作為一種主要儲備貨幣所發揮的作用在結構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挑戰美元霸權出現二種聲音，北京則繼續加大力度，同時也開始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撰文，《國際金融體系應進行全面改革》。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泰晤士報》也發文表達類似看法，要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早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G20會議上明確提出，要「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共同支撐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中國跟貨幣有關的領導人都在這次G20峰會前表明立場，顯示一直以來在國際金融體系的爭霸戰中，曾經弱勢的中國要擴大影響，爭取主動。中國在參與創造新的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拿出自己的理論，還要實實在在推進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當此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呼聲日益高漲之際，以貨幣互換打頭陣的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引人關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先後與周邊經濟體貨幣當局建立了總計五千八百億元人民幣的三年期雙邊本幣互換安排。其中：去年十二月與韓國央行簽署了規模為一千八百億元的雙邊互換框架協議；今年又分別與香港金管局、馬來西亞央行、白俄羅斯國家銀行、印尼央行簽署了規模為二千億、八百億、二百億、一千億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事實上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邁出的重要一步，要為國際金融體系注入一些新鮮的動力。
三月二十五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到二零二零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當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中國證監會三月三十一日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辦法自五月一日起實施。意味著中國全面起動金融體制改革，並將中國的金融延伸到國際舞台。
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實質是將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列出時間表，強勢表明人民幣國際化的願望。上海行政幹部管理學院教授周東華表示，一直以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國際要求，中國總是被動應對，「歷來要表達自己財富的方式只是美元。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用自己的身份表達財富，同時讓全球享有。中國要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人民幣的開放成為必要條件之一」。周東華認為，國務院批准了上海建「二個中心」的意見，其深遠意義相當於二十年前的浦東開發，成為中國跨出再發展的歷史一步。
今天，中國金融巨輪要飄洋過海，周東華認為，確定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標誌著中國在金融危機的大洗牌中走向國際，在國際金融格局中確立中國的新地位。「這不僅是上海的定位、方向，也將是中國走向強大的出路。」可以看到的是，中國以金融對外戰略調整，目標是挑戰美國霸權，金融發展支撐在產業調整，基點設在上海。「面對金融危機的布局，中國有可能走出巨大飛躍的一步。」
最近，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主辦的「兩岸三地金融座談會」上，閉門研討全球金融危機及對兩岸三地的影響。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話題為兩岸三地金融、經濟專家們熱議。交通銀行香港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不認為目前美元的國際地位可以撼動。SDR為IMF會計上記帳的單位，由美元、馬克、日圓、法郎、英鎊等五種主要貨幣構成。都是紙幣，實行定量寬鬆，「如果有問題，那就不單是美元，而是所有貨幣的問題」。目前全球大概九成的金融交易是美元主導，全球各國央行儲備六成多還是美元，「在過去很多年中，美元儲備和供應還是比較穩定的」。羅家聰強調，大家都在印鈔時，美元沒有貶值的因素，因為大家都在加緊印鈔，最近人民幣也有二成的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博士傾向贊同羅家聰的觀點，他表示，不贊同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權的貨幣體系的提議。
不過大多數與會金融專家認為，美國、美元應該對這次金融危機承擔責任，提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是時候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甄炳禧指出：「這次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起源於美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合理的國際儲備體系，與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造成的，這個特權可充分利用，在經濟好的時候，可以得好處，不好時，起碼可減少困境，轉嫁危機。」有人計算，美元貶值一成，美國在全球的債務可減少二萬億美元。甄炳禧強調，周小川行長提出改革貨幣體系是時候了，「雖然這是漫長過程，但不提不行，不僅要提，而且要不斷提。」
來自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的林祖嘉教授也認為，早年就有人提出使用國際貨幣，那時美國的GDP佔全球的二分之一，而現在也就二成至二成五，「為什麼要讓美國來主導全世界呢？當然馬上改有困難，但現在絕對是檢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時候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研究員一針見血地指出，觸及美國霸權是有二，一是美元霸權；二是美國的軍事霸權，支撐的是美元。
二戰以後，美元替代英鎊成為主導貨幣，陳鳳英指出，世界上由此出現美元引起的幾次危機；這一次美元危機是新型市場崛起，發展中國家儲備了大量的貨幣，美國因為產業轉移、金融化，出現了體制內外失衡，令整個世界陷入危機。陳鳳英強調，人們一直在迴避多次金融危機越演越烈的原因，「貨幣危機，核心就是美元危機」。
G20倫敦峰會召開之前，世界瀰漫著「貨幣戰爭」的氣息，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意見不一，美歐之間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也有諸多分歧。國際金融體系進入戰國時代，挑戰美元霸權，要求重劃版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14期
| 主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