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即将出版

要繼續他未竟的事業
江迅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從不同角度回憶胡耀邦，同時對中國的多項重要政策作出反思，強調要把政治改革推向深入。

在即將出版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中，辛子陵的《耀邦反對文化專制——兼論開放報禁的必要》、林京耀的《發展民營經濟是個大政策》、宋以敏的《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杜光的《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王家典的《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周成啟的《緬懷耀邦，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從不同角度，對胡耀邦做了回憶，強調要繼續胡耀邦未竟的事業，把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

何方在《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中，回顧了胡耀邦對民族問題的主張，認為應該繼承當年胡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何方批評了執政黨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六十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

就西藏而言，何方沒有否定共產黨本意在「解放百萬農奴」的初衷，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面輸入的這種制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強制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

鍾沛璋在《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一文中說，胡耀邦深感過去宣傳部門的弊端，把宣傳部門變成文藝界的「管教所」，設置了數不盡的清規戒律，還搞了許多帽子、棍子。這是文化專制主義。宣傳部門應該成為文藝界前進中的「服務站」。為此，八二年他還指導全國文聯黨組為黨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

八二年，鍾沛璋被調到中宣部新聞局工作，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他有機會見到胡耀邦。當時有幾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正受到來自上面的點名批判，使胡感到為難。一位是部隊作家白樺，他創作的小說《苦戀》，描寫一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盡摧殘，他女兒問他：「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這是處在困境中一句激憤的辛酸話，被保守派抓住認為「叛國」、「反社會主義」。胡耀邦一方面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好的作品，另一方面盡力使之降溫說理，讓作者接受批評，而結束這場「文革」式的大批判。一位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他透過報告文學尖銳揭露現實中黨內存在的腐敗，以表達對黨的「第二種忠誠」，引起有些領導人的不滿。胡耀邦曾試圖說服劉賓雁改報告文學為創作小說。

鍾沛璋說，胡耀邦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擔任黨中央的領導，雖然他心如流水，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長河聯在一起，但上有老人「垂簾聽政」控制，中有長期形成的「左派」勢力攻擊，處境十分艱難。儘管他無私無畏，一再反對帽子、棍子的文化專制主義，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帽子、棍子還是不斷向他壓來，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作為一個重大罪狀下，被迫下台。

謝韜因年前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而名噪海內外。此書主編張博樹在謝韜家一起討論謝韜擬寫文章的主題。謝韜當時精神頗佳，談了兩個小時，最後商定文章主題圍繞執政黨的組織轉型話題展開。謝韜已就這話題寫過一篇短文，但言猶未盡，很想就此機會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謝韜還索要了有關胡耀邦的資料，表示在寫作前再做些研究。遺憾的是，此事未及進行，他突發腦血管病住進了北京醫院。幸虧搶救及時，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目前，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轉，但繼續原來的寫作計劃，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

謝韜入住醫院，前不久李銳去探望他，他已經說不出話來。因此《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收錄的是謝韜早先寫的文章《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文章指出，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性質，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權制」，在政黨組織形態上其實是極其落後的。「先鋒隊」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建設一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開放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這樣一個政黨應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強調「分權」而不是「集權」。■

專訪：《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主編﹑哲學博士張博樹
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

中國政改與憲政轉型·江迅

·中共黨內已出現民主派，他們在思考也在行動。他們紀念胡耀邦，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要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李銳等一批關心中共命運的共產黨員最近撰寫文章，匯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作為「中國轉型建設文庫」系列叢書（石逸群總策劃）的第一種，即將由香港晨鐘書局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者張博樹是該書主編。四月五日，張博樹就此書出版，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你怎麼會想到籌劃此書？

零八年秋在和一些中共老前輩聚會時，談及胡耀邦逝世已快二十年，但耀邦的這樁公案還沒有翻過來，此事不宜再拖。耀邦有很多思想還沒有認真、深入梳理，而這份遺產對當今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該對此做點什麼。這就是該文集的緣起。作者都是或曾是中共黨內人士。不少朋友為此書的編輯和出版提供了幫助。我並不是中共黨員，但受這些中共老先生的委託，承擔文集的編纂工作，頗感榮幸。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十二位作者？

其實聯繫過的作者不止十二位，由於有的老先生身體狀況不太好，或是有別的事情，最後落實的是這十二位。這些老人，年歲最大的已經九十多歲，小的也已七十多歲，在兩、三個月的寫作過程中，老人們都極為認真，有些稿件反覆推敲、修改。何方老先生甚至因用腦過度失眠而住進醫院。他們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

此書的主題是什麼？

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造成權貴資本泛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嚴重程度已遠甚於當年。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制面前，顯得黯然失色。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現實。今天紀念胡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為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本書題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意義即在於此。這也是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根本用意所在。

你怎麼理解中共黨內出現不同的政治主張？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創建的革命黨，在政黨分類上，屬於現代極權主義政黨類型。嚴密的組織、服從領袖、禁止一切派別活動是極權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毛澤東當政時的中共，曾把這些特徵發揮到極致。在那個時代，中共黨內不按照自己的黨章規定，開展「民主生活」，出現不同政見或形成有組織的黨內派別，更是不可能的事。

一個專制性政黨內部出現分化，產生不同的政治主張，只有在這個黨生逢的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作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黨本身也開始走向衰落時，才有可能發生，這正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

這些作者被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你怎麼看中共黨內這一群體？

這些年來，共產黨內出現一批有識之士，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本來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大半生的經歷證明，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創建的體制，非但建不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反倒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只有憲政民主，那個原來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建構，才是人類的光明正道。他們是這個黨的成員中的最早一批覺悟者。「兩頭真」可謂對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如實寫照，那就是，年輕時參加革命、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是真；到了晚年提倡憲政民主、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同樣為真。正是這樣一個「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形成做出了重要開局。

中國的憲政改革為什麼那麼困難？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主張回到文革的「毛派」和堅持「特色論」的正統派。最近正統派對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搞得熱火朝天嗎？這說明這個黨的確在認知層面已經發生分化，而認知背後反映的則是更加尖銳的利益層面的衝突。中國的憲政改革，要求它的執政黨也跟上時代的步伐，從原來的專政黨轉變為憲政民主體制內的民主政黨。

這不容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特別是權貴利益絆著執政者的腿，令它寸步難行。民間自由力量做了很多努力，推進改革和憲政民主，零八年底發表的《零八憲章》就是證明。中共黨內民主派也在思考，也在行動。這次十二位政治老人聯袂奉獻的這部文集，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同樣給中國帶來了希望。■